第一章 反目成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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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出了乱子,并波及到四川。
咸丰八年,经金瓶掣签,十二世**喇嘛成烈嘉措“坐床”,热振活佛摄政。热振此人,自负自大,一朝权在手,便把令来行,天天对着噶夏政府颐指气使。咸丰十年,双方矛盾激化,热振以“与廓尔喀私通书信”为由,将首席噶伦夏扎抓了起来。
夏扎虽然身陷囹圄,却依旧手眼通天。他联络上了黄教六大寺之一的甘丹寺,甘丹寺主持贝丹顿珠表示效命。这甘丹寺为黄教之祖宗喀巴手创,算是黄教的祖寺,非同小可。贝丹顿珠又替夏扎勾连上了同为黄教六大寺之一的哲蚌寺,哲蚌寺亦表示支持夏扎。哲蚌寺为黄教最大寺庙,在拉萨,和甘丹寺、色拉寺鼎足而三,号称“拉萨三大寺”。这样,等于拉萨的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,联起手来,一起站在了热振的对立面。
同治元年,哲蚌寺举行“哲蚌日扎”法会,以“摄政减少了法会的布施”为由,向热振发难。甘丹寺立即桴鼓相应。事情愈闹愈大,当年的祈愿**会被迫延期。
见不是个事,班禅那边儿的人,出来做和事佬了。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,派出“司膳官”卓尼和为代表,折冲斡旋。如果班禅本人出面,拉萨这边儿,大约多少要卖个面子,一个“司膳官”,谁搭理你?自然无功而返。
热振政令不行,拉萨基本上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。
补充一句,此时**六岁,班禅七岁,离“亲政”的日子都还远着,只好看着下边儿的人胡乱折腾,一句话也插不进去。
夏扎一派,觉得嘴皮子磨够了,火候差不多了,可以动手了。
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。突袭关押夏扎的尼木嘉切寺,将夏扎抢了出来,驻节于甘丹寺,并严密护卫。
夏扎立即发表声明。历数热振之过,并宣称奉**密谕,废除热振的摄政之位;另宣布成立“甘哲仲基”――一个类似“僧俗联席会议”的组织,取代热振,处理拉萨和前藏的一切政务。
同时。磨刀霍霍,组织了一支包括两寺僧人和康巴商人在内的武装,准备攻打热振驻节的席德林寺,武力消灭热振势力。
不过,动手之前,还得看看驻藏大臣的眼色。
彼时的驻藏大臣叫做满庆,昏庸颟顸,事情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,他才派员“查办”。负责其事的是粮务委员李玉圃、游击唐怀武、把总马腾蛟,以李玉圃为首。
夏扎和热振。两边儿都向驻藏大臣叫屈,但夏扎和李玉圃勾兑得好,李玉圃回报满庆,尽派热振的不是。于是,满庆下了札子,将热振大大斥责了一番。
夏扎方面放下心来,开始大动干戈了。
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,私自打开布达拉山的兵器库,取出大炮,轰击席德林寺。热振下令反击。但究竟寡不敌众,只好携了摄政的印信,逃往内地,到北京去“告御状”。
不过。没等热振到达北京,满庆的折子就抢先到了:奏请革去热振“呼图克图”的名号,注销敕印,并请以夏扎代替热振,出任摄政。
彼时还是恭王当政,西藏天高皇帝远。情况不明,自然以驻藏大臣的意见为准;另外也想着,既然已成事实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于是就准奏了。
可怜热振,到了北京后,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去了摄政之职,呼告无门,又不能返回西藏,几乎流离失所。后来,军机处给理藩院打了招呼,他才算在妙应寺中安顿下来,不过,寄人篱下,日子实在不怎么好过。
恭王对此事的处置,关卓凡大大不以为然。
西藏不是朝鲜、越南,不是中国的“属国”,而是中国的“属土”。自福康安奏请实施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之后,驻藏大臣的角色,不再只是雍正年间的“监督藏政”,也不再是乾隆早期的和**喇嘛“共理藏政”,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,以钦差的身份,“总览事权,主持藏政”。
高宗、仁宗、宣宗,都曾反复强调,西藏“一应事件”,**以下,均须“遵照钦差大臣指示办理”,“禀命驻藏大臣办理”;非但如此,“一切陈禀”,**、班禅、噶伦,皆无权“直禀朝廷”――必须由驻藏大臣转奏。
就是说,**、班禅,虽然在礼仪上和驻藏大臣“相敌”,但实际上,他们不但是皇帝的属臣,还是驻藏大臣的属员。
驻藏大臣除了拥有西藏的外交权、防务权,还拥有行政、人事、司法、财政的最后决定权,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。
驻藏大臣对西藏,完全不存在什么“不干涉内政”的问题。
满庆庸懦颟顸,偏听偏信,放纵西藏内部的争斗;恭王则息事宁人,对争斗的结果予以承认,这么做,必然大大削弱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,启不逞之徒的野心,属于自废武功的昏招。
事实上,彼时朝廷虽然在英法手上吃了亏,但在西藏的权威犹在,如果驻藏大臣对夏扎、贝丹顿珠等人严词训斥,勒兵以待,西藏的内乱是起不来的――那个时候,还没有人敢造反。
热振固然是个笨蛋,但他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摄政,就算要换,也得朝廷来换,绝不能允许谁力气大谁就抢过去做!
关卓凡以为,恭王如此处置,后患无穷。果然,不出一年,西藏就再次出了状况,这一次,把四川也扯了进去。
夏扎不仅脱却缧绁,还反过来攻倒热振,取而代之,最关键的外援,乃是甘丹寺主持贝丹顿珠。因此,夏扎做了摄政之后,贝丹顿珠青云直上,一路做到了噶伦代办。不过,此人野心极大,并不满足于一个噶伦代办,他盯着的,是夏扎屁股底下的那个位子。
贝丹顿珠一边以恩主自居,对夏扎予取予求;一边把持“甘哲仲基”,利用该组织,罗织势力,打击异己。
夏扎感觉到不对劲儿的时候,已是拿贝丹顿珠无可奈何了,贝丹顿珠羽翼已成,尾大不掉了。
双方龃龉不断,终于反目成仇,眼见当初热振和夏扎的故事,又要重演了。
不过,夏扎的人气,可比热振好得多,贝丹顿珠想拿对付热振的那一套来对付夏扎,大不容易了。
怎么办呢?
贝丹顿珠的目光,落到了川藏交界的瞻对上面。
*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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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扎虽然身陷囹圄,却依旧手眼通天。他联络上了黄教六大寺之一的甘丹寺,甘丹寺主持贝丹顿珠表示效命。这甘丹寺为黄教之祖宗喀巴手创,算是黄教的祖寺,非同小可。贝丹顿珠又替夏扎勾连上了同为黄教六大寺之一的哲蚌寺,哲蚌寺亦表示支持夏扎。哲蚌寺为黄教最大寺庙,在拉萨,和甘丹寺、色拉寺鼎足而三,号称“拉萨三大寺”。这样,等于拉萨的世俗政权和宗教势力,联起手来,一起站在了热振的对立面。
同治元年,哲蚌寺举行“哲蚌日扎”法会,以“摄政减少了法会的布施”为由,向热振发难。甘丹寺立即桴鼓相应。事情愈闹愈大,当年的祈愿**会被迫延期。
见不是个事,班禅那边儿的人,出来做和事佬了。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,派出“司膳官”卓尼和为代表,折冲斡旋。如果班禅本人出面,拉萨这边儿,大约多少要卖个面子,一个“司膳官”,谁搭理你?自然无功而返。
热振政令不行,拉萨基本上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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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扎一派,觉得嘴皮子磨够了,火候差不多了,可以动手了。
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。突袭关押夏扎的尼木嘉切寺,将夏扎抢了出来,驻节于甘丹寺,并严密护卫。
夏扎立即发表声明。历数热振之过,并宣称奉**密谕,废除热振的摄政之位;另宣布成立“甘哲仲基”――一个类似“僧俗联席会议”的组织,取代热振,处理拉萨和前藏的一切政务。
同时。磨刀霍霍,组织了一支包括两寺僧人和康巴商人在内的武装,准备攻打热振驻节的席德林寺,武力消灭热振势力。
不过,动手之前,还得看看驻藏大臣的眼色。
彼时的驻藏大臣叫做满庆,昏庸颟顸,事情已经闹到这个份儿上了,他才派员“查办”。负责其事的是粮务委员李玉圃、游击唐怀武、把总马腾蛟,以李玉圃为首。
夏扎和热振。两边儿都向驻藏大臣叫屈,但夏扎和李玉圃勾兑得好,李玉圃回报满庆,尽派热振的不是。于是,满庆下了札子,将热振大大斥责了一番。
夏扎方面放下心来,开始大动干戈了。
甘丹寺和哲蚌寺僧人,私自打开布达拉山的兵器库,取出大炮,轰击席德林寺。热振下令反击。但究竟寡不敌众,只好携了摄政的印信,逃往内地,到北京去“告御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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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时还是恭王当政,西藏天高皇帝远。情况不明,自然以驻藏大臣的意见为准;另外也想着,既然已成事实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于是就准奏了。
可怜热振,到了北京后,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免去了摄政之职,呼告无门,又不能返回西藏,几乎流离失所。后来,军机处给理藩院打了招呼,他才算在妙应寺中安顿下来,不过,寄人篱下,日子实在不怎么好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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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不是朝鲜、越南,不是中国的“属国”,而是中国的“属土”。自福康安奏请实施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》之后,驻藏大臣的角色,不再只是雍正年间的“监督藏政”,也不再是乾隆早期的和**喇嘛“共理藏政”,而是作为皇帝的代表,以钦差的身份,“总览事权,主持藏政”。
高宗、仁宗、宣宗,都曾反复强调,西藏“一应事件”,**以下,均须“遵照钦差大臣指示办理”,“禀命驻藏大臣办理”;非但如此,“一切陈禀”,**、班禅、噶伦,皆无权“直禀朝廷”――必须由驻藏大臣转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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驻藏大臣除了拥有西藏的外交权、防务权,还拥有行政、人事、司法、财政的最后决定权,是真正意义上的西藏的最高军政长官。
驻藏大臣对西藏,完全不存在什么“不干涉内政”的问题。
满庆庸懦颟顸,偏听偏信,放纵西藏内部的争斗;恭王则息事宁人,对争斗的结果予以承认,这么做,必然大大削弱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,启不逞之徒的野心,属于自废武功的昏招。
事实上,彼时朝廷虽然在英法手上吃了亏,但在西藏的权威犹在,如果驻藏大臣对夏扎、贝丹顿珠等人严词训斥,勒兵以待,西藏的内乱是起不来的――那个时候,还没有人敢造反。
热振固然是个笨蛋,但他是朝廷正式任命的摄政,就算要换,也得朝廷来换,绝不能允许谁力气大谁就抢过去做!
关卓凡以为,恭王如此处置,后患无穷。果然,不出一年,西藏就再次出了状况,这一次,把四川也扯了进去。
夏扎不仅脱却缧绁,还反过来攻倒热振,取而代之,最关键的外援,乃是甘丹寺主持贝丹顿珠。因此,夏扎做了摄政之后,贝丹顿珠青云直上,一路做到了噶伦代办。不过,此人野心极大,并不满足于一个噶伦代办,他盯着的,是夏扎屁股底下的那个位子。
贝丹顿珠一边以恩主自居,对夏扎予取予求;一边把持“甘哲仲基”,利用该组织,罗织势力,打击异己。
夏扎感觉到不对劲儿的时候,已是拿贝丹顿珠无可奈何了,贝丹顿珠羽翼已成,尾大不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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