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零五章 监军
关卓凡发现,当时的朝廷,对这种“大清特色mbo”,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。
原因并不太复杂:洋务运动的早期,中央还保有对“洋务”的一定的控制力;到了后期,办洋务,愈来愈依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,最终,朝廷完全放弃了对洋务的主导权。南洋大臣、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设,就是洋务的主导权,由中央转向地方的标志。
中央机枢,已经没有真正懂洋务的人才,更加没有文祥这种不但精通洋务,且头脑清楚、自有主见、上位者不能移志的人才。办洋务,上位者稀里糊涂地做着甩手掌柜,自然只能听任李鸿章、盛宣怀等上下其手,任意施为。
李、盛等人玩儿的把戏,并不是都那么高明。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,其中弊端,左宗棠、刘坤一等封疆大吏,都有所发觉,并上书攻讦。可是,李鸿章的自辩亦足眩耳目,朝廷难辨真假,纵有怀疑,也只能放在肚子里。
更重要的是,办洋务,少不得李鸿章,倚俾过深,无法翻脸,所以,对李氏类似的攻讦,总是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
宗室亲贵并未完全失去对地方督抚鸠占鹊巢的警惕。德宗、慈禧先后升遐,溥仪继位,掌权的一班少年亲贵,终于要“拨乱反正”了。
先是弄出一个“皇族内阁”;接着,要收天下财权于中枢,还要清理北洋的财务――“收天下财权于中枢”固然是痴人说梦,北洋的账。从李鸿章到袁世凯。数十年下来。那是天底下第一盘烂账、黑账,如何清得?
最后,载沣、载泽、载涛的兴头愈发大了,居然要杀袁世凯。
这帮二货,不知今夕何夕,还以为此身尚在康、雍、乾之世!他们云里雾里做着清秋大梦,官僚资本已经下定决心,要更换“代言人”了。
史鉴殷然。关卓凡想,我该怎么办呢?
怎样才能保证,我治下的“国有企业”,不重蹈原时空“内部人控制”的覆辙呢?
关卓凡一个脑袋两只手,分身无术,不能自个儿去办企业。可是,他能用的人,还是这个时代的人,其中相当一部分,还是原时空创办、经营、掌控“新式企业”的那拨人――这拨人。毕竟是这个时代最开通、最能干的一批人。
譬如,关卓凡用之于开平矿务局的唐廷枢、轮船招商局的徐润、福建船政的伍廷芳、顾委会铁路股的张荫恒。
容闳就更不必说了。已经成为他办理洋务的左膀右臂之一。
但是,说起观念、操守,这个时代的人,本时空较之于原时空,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。
这个时代,“公仆”、“为人民服务”之类的观念,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关卓凡已开始在轩军中培养类似的观念,也算是要深入人心,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――这个金手指,一时半会儿的,关卓凡无论如何也开不出来。
现阶段,关卓凡能够保证轩军的战斗力以及对他本人的忠诚,但是,轩军干部一旦走出军营,放诸企业,关卓凡无法保证,他们不会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,变身为“内部人”,行李鸿章、盛宣怀之事。
轩军的干部,关卓凡自认是这个时代最符合工业化要求的人才了,在“内部人控制”问题上,尚无法真正信任,别的人,就更加不必说了。
事实上,历史上的唐廷枢、徐润、伍廷芳、张荫恒,“廉”之一字,都不无可议之处。
但关卓凡还是得用他们,还是那句话――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开通、最能干的一批人。
所以,不能仅仅因人成事,国有企业,必须从一开始,就建立符合近现代化企业治理标准的经营机制、监督机制。
关卓凡决定,从建立近现代财务制度入手。
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,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业社会。中国原有的财务制度,简单粗疏,标准不一,根本不足以应对工业化进程中愈来愈复杂的生产、贸易。原时空的洋务运动,企业效率畸低、管理混乱、漏洞百出,“内部人”上下其手、无所顾忌,这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近现代财务制度之设,收支盈亏,囊括无遗;条分缕析,一目了然,对企业控制成本、趋盈避亏之作用,十倍于中国旧有的“记账”;若有舞弊情事,循迹按究,哪个环节、哪个经手人出的状况,亦无所遁形。
单靠中国自己,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近现代企业财务制度,是不现实的。关卓凡认为,仿佛“西法练兵”,办企业,一样是需要洋“教官”的。
这才有“中美人才互通计划”。
洋人顾问中国企业财务,甚至直接掌握企业财务,则该企业一切机密尽为其洞悉。关系如此重大,“财务顾问”、“财务总监”的敏感和重要,不是普通技术人员可比,除了能力、操守之外,还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信任。这种政治信任,除了拥有“鲜血浇铸,磐石不移”之“邦谊”的美国,不做第二国想了。
还有,即以能力、操守论,有合众国政府的背书,这批“美国顾问”亦比关卓凡自己出去找来的人强。关卓凡不是找不到有能力、有操守的人才,可是,找到这么大数量的符合要求的人才,就不是任何个人办得到的事情了。
再好的制度,如果得不到严格的执行,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,也是白搭。“美国顾问”的任务,除了帮助中国的“国有企业”建立现代财务制度,也要保证、监督制度的执行。就是说,这帮子美国顾问,其实是关卓凡派驻各地国有企业的“监军”。
“监军”这个差使,实在不放心交给中国人自己来做――哪怕这个人是关卓凡的“自己人”。巨额利益面前,那种内外勾结、猫鼠同窝、沆瀣一气的事情,实在太多了。
美国人并不是不能收买,但收买起来,毕竟要比中国人困难的多,更何况“美国顾问”后边儿,还有美国政府的背书。
关卓凡并不指望,“中美人才互通计划”能够彻底杜绝“内部人控制”现象――“彻底杜绝”四字,任何时候都是不现实的。“官僚资产”依然会现身于本时空。不过,关卓凡有足够把握,能够把“官僚资产”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畴内,数量有限的“官僚资产”,变不成“官僚资产阶级”。
同时,国有企业的产出投入比,会大幅度提高;盈利能力,会大幅度增加。
中央以及他本人,会牢牢掌控各地国有企业,进而掌控全国财政,地方无以坐大。
关于“国企”用“西法”,关卓凡早早地就埋下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伏笔:“奉恩基金”之款项来源,乃按一定比例,从各地新式企业之盈利中计提。关卓凡以此为借口,要求一切新式企业统一采用西洋财务制度――不然我怎么算的明白?
当时,洋务初兴,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地方大员,为取得“上头”和宗室的支持,都力赞其议。
更妙的是,既行西法,新式企业的财会人员,便几乎全部出于上海的“广方言馆”及其下设的财会速成学校――全中国就那儿才有足够数量的通晓西洋财务的人才。
“广方言馆”可是轩郡王一手创办的哟。
国企之财务,高级管理人员是我请来的美国人,中低级财会人员是我的“广方言馆”的人,嗯,双管齐下,看看我究竟拿不拿得住这些子企业?
好啦,如意算盘噼里啪啦打过了,我该陪美国朋友去上海了。
到了天津,先耽搁两天,那儿,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东西要看,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要做。
*(未完待续。。)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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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并不太复杂:洋务运动的早期,中央还保有对“洋务”的一定的控制力;到了后期,办洋务,愈来愈依靠李鸿章等地方督抚,最终,朝廷完全放弃了对洋务的主导权。南洋大臣、北洋大臣等奇葩之设,就是洋务的主导权,由中央转向地方的标志。
中央机枢,已经没有真正懂洋务的人才,更加没有文祥这种不但精通洋务,且头脑清楚、自有主见、上位者不能移志的人才。办洋务,上位者稀里糊涂地做着甩手掌柜,自然只能听任李鸿章、盛宣怀等上下其手,任意施为。
李、盛等人玩儿的把戏,并不是都那么高明。轮船招商局收购旗昌公司,其中弊端,左宗棠、刘坤一等封疆大吏,都有所发觉,并上书攻讦。可是,李鸿章的自辩亦足眩耳目,朝廷难辨真假,纵有怀疑,也只能放在肚子里。
更重要的是,办洋务,少不得李鸿章,倚俾过深,无法翻脸,所以,对李氏类似的攻讦,总是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。
宗室亲贵并未完全失去对地方督抚鸠占鹊巢的警惕。德宗、慈禧先后升遐,溥仪继位,掌权的一班少年亲贵,终于要“拨乱反正”了。
先是弄出一个“皇族内阁”;接着,要收天下财权于中枢,还要清理北洋的财务――“收天下财权于中枢”固然是痴人说梦,北洋的账。从李鸿章到袁世凯。数十年下来。那是天底下第一盘烂账、黑账,如何清得?
最后,载沣、载泽、载涛的兴头愈发大了,居然要杀袁世凯。
这帮二货,不知今夕何夕,还以为此身尚在康、雍、乾之世!他们云里雾里做着清秋大梦,官僚资本已经下定决心,要更换“代言人”了。
史鉴殷然。关卓凡想,我该怎么办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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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卓凡一个脑袋两只手,分身无术,不能自个儿去办企业。可是,他能用的人,还是这个时代的人,其中相当一部分,还是原时空创办、经营、掌控“新式企业”的那拨人――这拨人。毕竟是这个时代最开通、最能干的一批人。
譬如,关卓凡用之于开平矿务局的唐廷枢、轮船招商局的徐润、福建船政的伍廷芳、顾委会铁路股的张荫恒。
容闳就更不必说了。已经成为他办理洋务的左膀右臂之一。
但是,说起观念、操守,这个时代的人,本时空较之于原时空,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。
这个时代,“公仆”、“为人民服务”之类的观念,基本上是不存在的。关卓凡已开始在轩军中培养类似的观念,也算是要深入人心,那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――这个金手指,一时半会儿的,关卓凡无论如何也开不出来。
现阶段,关卓凡能够保证轩军的战斗力以及对他本人的忠诚,但是,轩军干部一旦走出军营,放诸企业,关卓凡无法保证,他们不会在巨大的利益的诱惑下,变身为“内部人”,行李鸿章、盛宣怀之事。
轩军的干部,关卓凡自认是这个时代最符合工业化要求的人才了,在“内部人控制”问题上,尚无法真正信任,别的人,就更加不必说了。
事实上,历史上的唐廷枢、徐润、伍廷芳、张荫恒,“廉”之一字,都不无可议之处。
但关卓凡还是得用他们,还是那句话――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开通、最能干的一批人。
所以,不能仅仅因人成事,国有企业,必须从一开始,就建立符合近现代化企业治理标准的经营机制、监督机制。
关卓凡决定,从建立近现代财务制度入手。
工业社会的经济活动,复杂程度远远超过农业社会。中国原有的财务制度,简单粗疏,标准不一,根本不足以应对工业化进程中愈来愈复杂的生产、贸易。原时空的洋务运动,企业效率畸低、管理混乱、漏洞百出,“内部人”上下其手、无所顾忌,这是重要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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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,即以能力、操守论,有合众国政府的背书,这批“美国顾问”亦比关卓凡自己出去找来的人强。关卓凡不是找不到有能力、有操守的人才,可是,找到这么大数量的符合要求的人才,就不是任何个人办得到的事情了。
再好的制度,如果得不到严格的执行,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,也是白搭。“美国顾问”的任务,除了帮助中国的“国有企业”建立现代财务制度,也要保证、监督制度的执行。就是说,这帮子美国顾问,其实是关卓凡派驻各地国有企业的“监军”。
“监军”这个差使,实在不放心交给中国人自己来做――哪怕这个人是关卓凡的“自己人”。巨额利益面前,那种内外勾结、猫鼠同窝、沆瀣一气的事情,实在太多了。
美国人并不是不能收买,但收买起来,毕竟要比中国人困难的多,更何况“美国顾问”后边儿,还有美国政府的背书。
关卓凡并不指望,“中美人才互通计划”能够彻底杜绝“内部人控制”现象――“彻底杜绝”四字,任何时候都是不现实的。“官僚资产”依然会现身于本时空。不过,关卓凡有足够把握,能够把“官僚资产”控制在一个可以容忍的范畴内,数量有限的“官僚资产”,变不成“官僚资产阶级”。
同时,国有企业的产出投入比,会大幅度提高;盈利能力,会大幅度增加。
中央以及他本人,会牢牢掌控各地国有企业,进而掌控全国财政,地方无以坐大。
关于“国企”用“西法”,关卓凡早早地就埋下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伏笔:“奉恩基金”之款项来源,乃按一定比例,从各地新式企业之盈利中计提。关卓凡以此为借口,要求一切新式企业统一采用西洋财务制度――不然我怎么算的明白?
当时,洋务初兴,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地方大员,为取得“上头”和宗室的支持,都力赞其议。
更妙的是,既行西法,新式企业的财会人员,便几乎全部出于上海的“广方言馆”及其下设的财会速成学校――全中国就那儿才有足够数量的通晓西洋财务的人才。
“广方言馆”可是轩郡王一手创办的哟。
国企之财务,高级管理人员是我请来的美国人,中低级财会人员是我的“广方言馆”的人,嗯,双管齐下,看看我究竟拿不拿得住这些子企业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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