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二章 不拘一格用人才
关卓凡还不知道,朝野上下,对他用田永敏这个“降人”,做陆军军事学校的“总办”,会有什么反应?不过,肯定有人不以为然的——包括他的嫡系、甚至轩军内部,大约也会有人暗自嘀咕。∈n∈,
还有,关卓凡永远也不可能知道、但他又非常好奇的是:如果原时空的人们,知道了他用一个归化的日本人,做中国第一间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,又会有什么反应和评价?
对“降人”委以重任,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。不过,这种事情,大多发生在两种特殊的情形下:一是战争进入胶着状态,胜负难分,厚待投降的敌人,在政治上,可以起到瓦解敌人军心的重大作用;二是政权草创之初,人才匮乏,自然求贤若渴,哪有功夫管他什么来路呢?
当大局已定,政权稳固了下来,就不能再轻易地重用“降人”了。一是厚待“降人”的政治需求已不存在,二是自身的人才梯队已经建立起来,既没有足够的重用“降人”的人事需求,也要防止“空降干部”对正常的人才递升机制造成不良影响。
关卓凡用田永敏,当然不是为了“瓦解敌人军心”——对长州藩,轩军始终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,战事从来没有“胶着”过,基本没有“瓦解敌人军心”的政治需求,何况,他重用田永敏,是刚刚的事情,距征日结束,已经整整半年了。
那么,大清开国已经两百余年。大局早定。政权早就……稳固……下来。呃,“自身的人才梯队”……
呃,好像有哪里不大对劲……
时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帝国犹如一只老朽巨轮,一头扎进狂风暴雨之中,使出浑身解数,堪堪闯过风最急、浪最高的险滩,现在的局面。只能说是堪堪从“风雨飘摇”中走出来,看见了天际的一缕阳光,“稳固”二字,是早早就做了明日黄花的。
帝国的人才培养、选拔机制,同样老朽不堪。关卓凡感叹过的中国的“人才荟萃”,仅仅是纸上富贵,或者说,最多是只“潜力股”,在帝国的人才培养、选拔机制不做出全面、彻底的变革之前,无法真正变现。
“人才梯队”神马的。是根本谈不上的。
就是说,关卓凡面对的局面。就是不折不扣的“草创”。
因此,不拘一格用人才,就是必须的了。
在这个时代,田永敏——大村益次郎,是关卓凡能够找到的、可以为己所用的、最优秀的人才之一。
日本的“兰学”,渊源久长,其来有自。大村既通汉学,亦通兰学,而且,他之“通”,是真的“通”——未必有多么“精”,但深知底蕴,明晓优劣得失,不是浮光掠影,不是皮相之见。
这一点,中国绝大多数办“洋务”的人,都比不了。中国办“洋务”的人,哪怕最通如郭嵩焘、李鸿章者,对西洋的文明制度,最多也只能说是“知其然”,但人家的里子、底子,是“不知其所以然”的。
大村的兰学,不仅“务虚”,还能“务实”。除了老本行兰医,对船舶、机械、土木,大村都有相当程度的涉猎,且都能称得上一个“通”字。
在军事上,大村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天才,还是理论著述的大家,他著有《兵家须知战斗术》、《兵陵战》、《筑城典型》、《舶工须知》等著作。
这种实践、理论一把抓的大拿,莫说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,就是在狂飙突进、英才辈出的幕末日本,也是极其突出的。
现阶段,关卓凡不可能把军队交给田永敏指挥,但说到“以我为主”的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,关卓凡实在想不出有比田永敏更合适的人选了。
大村刚刚被俘投降的时候,对轩军的体系、制度、运作,自然还是隔膜的,但做了半年的后勤参谋和作战参谋,以大村益次郎——田永敏之能,不但什么都一清二楚了,且理解之深,拿捏之准,后来居上,超过了大多数的轩军官兵。
事实上,即便不指挥作战,田永敏的能力,也不是一个军事学校的“总办”能够局限的。
他在长州藩主持的军制改革,不仅仅是军事制度上的脱胎换骨,还是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。
其中最重要者,是大村益次郎废除了日本千年以降的“马廻众”制度。
所谓“马廻众”,就是骑马围绕在主公周围的亲兵。大名的叫“马廻众”,幕府将军的叫“旗本”。长州藩的“马廻众”制度,又称“八组制度”,由八家重臣世袭藩主的“马廻众”——其实就是由这八家子弟世代垄断藩军的各级官职。
因此,对长州藩来说,“八组制度”不仅确定了军制的格局,还是整个政治和社会格局的根基:大名居中,八大家族环绕拱卫,共同统治长州。
旧藩军就是由这八大家族的私兵组成的,大村益次郎大手一挥,通通解散,连藩主毛利家的也不例外。然后,以“奇兵队”等“诸队”为骨干,再选拔旧藩军之精锐者,重新编成军政、军令一统的新藩军。
选用军官上面,一手将大村提拔起来的高杉晋作,首先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界限,但好歹还弄了个“武士”和“匹夫”的袖标,以示区别。可大村益次郎更进一步,连这个袖标也不要了,彻底打破了阶层之间的限制,晋升选拔,不问出身,全看能力。
如此一来,不但军制彻头彻尾地变过了,长州藩的整个政治、社会利益格局,亦重新洗牌来过。
商人、低级武士、小作坊主、农民,一股股新鲜血液,呼啸着注入长州的肌体,长州脱胎换骨了。
原时空,长州能够以一藩之力,打败幕府倾国来攻,大村益次郎的改革,是最重要的原因。
大村益次郎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,但他废除“马廻众”制度,等于在强敌压境之下,以“强军”的名义,为长州藩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。
甚至,关卓凡以为,可以这么说:近现代日本国家之滥觞,亦由大村益次郎废“马廻众”制度而来。
如此一个人才,只要能够保证他的忠诚,为什么不予重用?
办陆军军事学校之外,关卓凡的心目中,田永敏是定位为“军师”的——参赞一切,并不局限于军事。
那么,能不能保证他的忠诚呢?
能。
关卓凡说的“忠诚”,并非要田永敏为他本人上刀山、下火海,而是:能否抛弃残存的日本族群认同,全心全意为中国服务?
能。
首先,大村益次郎不是一个武士。
这不仅仅指他的出身——大村益次郎出身一个医生家庭。更重要的,是指他的思维、行为。
大村益次郎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吃败仗的时候,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,不如早早撤退为好。”
他的脑子中,全然没有“武士之道”这根弦,在幕末一大群狂热的牛人中,这是极其另类的。
在当时的日本,没有武士身份的自我认同,就不大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——因为不存在明确的效忠的对象。
大村益次郎因此成为了一位“政治上的沉默者”。
他基本没有表示过在“尊王”、“攘夷”、“佐幕”、“倒幕”这些“大是大非”问题上的立场。
他是长州人,却由宇和岛藩入仕。在幕末门户森严而对立的政治格局中,大村益次郎没有表现过任何明显的“门户之见”。
大村是一个“士”,但不是“武士”,他更像春秋战国的“游士”。只不过,他不靠嘴皮子过日子。
或者,用现在的话说,大村益次郎是一个非常纯粹的“技术官僚”。
这个时代,日本的国家认同,还远未形成——也许永远也形成不了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大村益次郎这样的一个人,不仅可能改换门庭,还可能改宗易籍:从一个“准日本人”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
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
当然,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
为了开好这个头,关卓凡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他先抑后扬,磋磨了大村益次郎大半年,一直到大村所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都被磋磨掉了,终于醒悟过来,真正“输诚”了,才大加辞色,委以重任,酬以厚禄。
嗯,如此冰火两重天,这个由大村益次郎而来的田永敏,应该真正爽到了吧?从此以后,应该死心塌地、鞍前马后,为俺打工了吧?
好啦,啰嗦了这许多,够了。
明天,该去看看我的新舰船了。
*(未完待续。。)u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bq94.cc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bq94.cc
还有,关卓凡永远也不可能知道、但他又非常好奇的是:如果原时空的人们,知道了他用一个归化的日本人,做中国第一间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,又会有什么反应和评价?
对“降人”委以重任,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。不过,这种事情,大多发生在两种特殊的情形下:一是战争进入胶着状态,胜负难分,厚待投降的敌人,在政治上,可以起到瓦解敌人军心的重大作用;二是政权草创之初,人才匮乏,自然求贤若渴,哪有功夫管他什么来路呢?
当大局已定,政权稳固了下来,就不能再轻易地重用“降人”了。一是厚待“降人”的政治需求已不存在,二是自身的人才梯队已经建立起来,既没有足够的重用“降人”的人事需求,也要防止“空降干部”对正常的人才递升机制造成不良影响。
关卓凡用田永敏,当然不是为了“瓦解敌人军心”——对长州藩,轩军始终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,战事从来没有“胶着”过,基本没有“瓦解敌人军心”的政治需求,何况,他重用田永敏,是刚刚的事情,距征日结束,已经整整半年了。
那么,大清开国已经两百余年。大局早定。政权早就……稳固……下来。呃,“自身的人才梯队”……
呃,好像有哪里不大对劲……
时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帝国犹如一只老朽巨轮,一头扎进狂风暴雨之中,使出浑身解数,堪堪闯过风最急、浪最高的险滩,现在的局面。只能说是堪堪从“风雨飘摇”中走出来,看见了天际的一缕阳光,“稳固”二字,是早早就做了明日黄花的。
帝国的人才培养、选拔机制,同样老朽不堪。关卓凡感叹过的中国的“人才荟萃”,仅仅是纸上富贵,或者说,最多是只“潜力股”,在帝国的人才培养、选拔机制不做出全面、彻底的变革之前,无法真正变现。
“人才梯队”神马的。是根本谈不上的。
就是说,关卓凡面对的局面。就是不折不扣的“草创”。
因此,不拘一格用人才,就是必须的了。
在这个时代,田永敏——大村益次郎,是关卓凡能够找到的、可以为己所用的、最优秀的人才之一。
日本的“兰学”,渊源久长,其来有自。大村既通汉学,亦通兰学,而且,他之“通”,是真的“通”——未必有多么“精”,但深知底蕴,明晓优劣得失,不是浮光掠影,不是皮相之见。
这一点,中国绝大多数办“洋务”的人,都比不了。中国办“洋务”的人,哪怕最通如郭嵩焘、李鸿章者,对西洋的文明制度,最多也只能说是“知其然”,但人家的里子、底子,是“不知其所以然”的。
大村的兰学,不仅“务虚”,还能“务实”。除了老本行兰医,对船舶、机械、土木,大村都有相当程度的涉猎,且都能称得上一个“通”字。
在军事上,大村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天才,还是理论著述的大家,他著有《兵家须知战斗术》、《兵陵战》、《筑城典型》、《舶工须知》等著作。
这种实践、理论一把抓的大拿,莫说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,就是在狂飙突进、英才辈出的幕末日本,也是极其突出的。
现阶段,关卓凡不可能把军队交给田永敏指挥,但说到“以我为主”的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,关卓凡实在想不出有比田永敏更合适的人选了。
大村刚刚被俘投降的时候,对轩军的体系、制度、运作,自然还是隔膜的,但做了半年的后勤参谋和作战参谋,以大村益次郎——田永敏之能,不但什么都一清二楚了,且理解之深,拿捏之准,后来居上,超过了大多数的轩军官兵。
事实上,即便不指挥作战,田永敏的能力,也不是一个军事学校的“总办”能够局限的。
他在长州藩主持的军制改革,不仅仅是军事制度上的脱胎换骨,还是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。
其中最重要者,是大村益次郎废除了日本千年以降的“马廻众”制度。
所谓“马廻众”,就是骑马围绕在主公周围的亲兵。大名的叫“马廻众”,幕府将军的叫“旗本”。长州藩的“马廻众”制度,又称“八组制度”,由八家重臣世袭藩主的“马廻众”——其实就是由这八家子弟世代垄断藩军的各级官职。
因此,对长州藩来说,“八组制度”不仅确定了军制的格局,还是整个政治和社会格局的根基:大名居中,八大家族环绕拱卫,共同统治长州。
旧藩军就是由这八大家族的私兵组成的,大村益次郎大手一挥,通通解散,连藩主毛利家的也不例外。然后,以“奇兵队”等“诸队”为骨干,再选拔旧藩军之精锐者,重新编成军政、军令一统的新藩军。
选用军官上面,一手将大村提拔起来的高杉晋作,首先打破了士农工商的界限,但好歹还弄了个“武士”和“匹夫”的袖标,以示区别。可大村益次郎更进一步,连这个袖标也不要了,彻底打破了阶层之间的限制,晋升选拔,不问出身,全看能力。
如此一来,不但军制彻头彻尾地变过了,长州藩的整个政治、社会利益格局,亦重新洗牌来过。
商人、低级武士、小作坊主、农民,一股股新鲜血液,呼啸着注入长州的肌体,长州脱胎换骨了。
原时空,长州能够以一藩之力,打败幕府倾国来攻,大村益次郎的改革,是最重要的原因。
大村益次郎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,但他废除“马廻众”制度,等于在强敌压境之下,以“强军”的名义,为长州藩不声不响地完成了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。
甚至,关卓凡以为,可以这么说:近现代日本国家之滥觞,亦由大村益次郎废“马廻众”制度而来。
如此一个人才,只要能够保证他的忠诚,为什么不予重用?
办陆军军事学校之外,关卓凡的心目中,田永敏是定位为“军师”的——参赞一切,并不局限于军事。
那么,能不能保证他的忠诚呢?
能。
关卓凡说的“忠诚”,并非要田永敏为他本人上刀山、下火海,而是:能否抛弃残存的日本族群认同,全心全意为中国服务?
能。
首先,大村益次郎不是一个武士。
这不仅仅指他的出身——大村益次郎出身一个医生家庭。更重要的,是指他的思维、行为。
大村益次郎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吃败仗的时候,与其无谓地继续抵抗,不如早早撤退为好。”
他的脑子中,全然没有“武士之道”这根弦,在幕末一大群狂热的牛人中,这是极其另类的。
在当时的日本,没有武士身份的自我认同,就不大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——因为不存在明确的效忠的对象。
大村益次郎因此成为了一位“政治上的沉默者”。
他基本没有表示过在“尊王”、“攘夷”、“佐幕”、“倒幕”这些“大是大非”问题上的立场。
他是长州人,却由宇和岛藩入仕。在幕末门户森严而对立的政治格局中,大村益次郎没有表现过任何明显的“门户之见”。
大村是一个“士”,但不是“武士”,他更像春秋战国的“游士”。只不过,他不靠嘴皮子过日子。
或者,用现在的话说,大村益次郎是一个非常纯粹的“技术官僚”。
这个时代,日本的国家认同,还远未形成——也许永远也形成不了了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大村益次郎这样的一个人,不仅可能改换门庭,还可能改宗易籍:从一个“准日本人”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
事实证明了这一点。
当然,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。
为了开好这个头,关卓凡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他先抑后扬,磋磨了大村益次郎大半年,一直到大村所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都被磋磨掉了,终于醒悟过来,真正“输诚”了,才大加辞色,委以重任,酬以厚禄。
嗯,如此冰火两重天,这个由大村益次郎而来的田永敏,应该真正爽到了吧?从此以后,应该死心塌地、鞍前马后,为俺打工了吧?
好啦,啰嗦了这许多,够了。
明天,该去看看我的新舰船了。
*(未完待续。。)u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bq94.cc。笔趣阁手机版:https://m.bq94.c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