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 该不该避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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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素有眼疾,视力不佳。…頂點小說,他读书治学,案牍劳形,本就用眼过度,偏偏唯一的嗜好——围棋,亦是要攒眉凝目,大费眼力的。近年来,情形愈发不好,右眼尤甚,“看字常如隔雾”。有时发作起来,眼痛头胀,到了难以视物的程度,奏折、廷寄、塘报,都得幕僚念给他听。
多年来四处寻医问药,离奇古怪的方子试了无数,始终一无效用。
不过,这洋医生,却是第一次看。
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:曾国藩是中国最早力推洋务的重臣,但他的生活起居,却没有一丝一毫的“洋派”,不吃洋餐,不喝洋酒,生了病,不会去看洋医生。
这一点,和恭王、宝鋆等人,大不相同。
和关卓凡比,就更加天差地别了。
这一来,是曾国藩理学大家的“惯性”使然,二来,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异的矛盾心理:我推行洋务,完全是为了国家,其中,自己是没有任何私心私意的。我若受了洋风熏染,则无私亦有私,推行洋务,就理不直、气不壮了。
这个情形,有点像民国肇始,有那倡导恋爱自由的,自己却老老实实接受包办婚姻;又如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,强调**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,实际生活中。弗氏却循规蹈矩。私德极谨极慎。生怕予人话柄。
话头又稍稍扯远了一点,回到曾国藩的眼疾上来——主人家盛意可感,曾中堂并没有对赵巡抚请洋医生给他看眼病表示异议。
菲尔普斯是位英国医生,很客气地说,能够给曾侯爵看病,他深感荣幸。
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之后,英国人的眉头却皱了起来,说道:“眼压过高。眼内发炎,右眼已经有了早期的青光眼的征兆,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。”
“眼压”、“青光眼”神马的,这个时候,是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的,通译只好翻译成“眼瞳负担过甚”“眼疾甚重”,等等。
“我很奇怪,曾侯爵的眼病,很大程度,是由于用眼过度所致。而曾侯爵的近视、老花都很严重——为什么不早一点佩戴眼镜?哪怕早个三四年佩戴合适的眼镜,都不会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。”
洋医生的口气中颇有责怪的意思。曾侯爵和赵巡抚都颇为尴尬,赵景贤轻轻咳了一声,说道:“前几年中堂戎马倥偬,循国忘身,这一两年不带兵打仗了,才抽得出时间,治疗自己的宿疾。”
“徇国忘身”,翻译成英语,又不大容易了。不过,菲尔普斯总算弄明白了,他点了点头,说道:“我对曾侯爵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。不过,保有健康的身体,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,请今后一定留意。”
这几句话,翻译过来,大入曾国藩之耳,立时对这个洋医生刮目相看,他拈须微笑,说道:“先生责备的是,曾某受教。”
当下开了方子,包括眼药膏、眼药水,还有两副眼镜的曲率、眼间距什么的——曾国藩得配两副眼镜,一副近视镜,一副老花镜。
曾国藩虽然没有配过眼镜,但也晓得这种镜子要慢慢儿打磨,非一日之功可成的。可自己在上海只能待一个晚上,明儿一早就要坐汽船北上,这眼镜,难道是做好了再派人送到直隶去么?
不过,想着赵景贤等自有安排,也不必多问。
晚上的一切酬酢,曾国藩坚辞不受,赵景贤也不勉强。另外,曾国藩反复叮嘱,明天早上送行,千万千万,别再弄得跟今天接船那般场面了。
赵景贤亦不以为甚,反正该做的场面都已经做过了,不在乎少这一场半场。
第二天一早,赵景贤率在上海的江苏文武官员到码头给曾中堂送行,本地士绅和外国友人,就如曾中堂所愿,不再露面了。
曾国藩到达北京的时候,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。京城虽然不比江南,但新芽剥吐,大地上已有了最初的春意。
先到宫门递了请安折子,再到贤良寺。进了贤良寺,坐定,透过一口长气,第一件事,是叫人打一盆热水来,浸泡已经肿胀起来的双脚。
堪堪缓过劲儿来,水温也凉了下来,正想喊人,赵烈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:“爵相,关贝勒来拜!人已经进了贤良寺了!”
曾国藩大吃一惊。
关卓凡是上官,自己是下属,只有下属去拜上官的,哪有上官来拜下属的?
这也罢了,更紧要的是,有清一朝,对亲贵和大臣之间的交往,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,原则上,亲王、郡王,都不能和大臣私下往来。除了红白寿喜一类特殊日子,即如曾国藩这般勋望至高的重臣,不奉旨,亲王、郡王也不宜“过府探望”。
关卓凡是郡王衔的贝勒,和王爵已相差无几,加上他执掌中枢,比之普通亲王,分量其实更重,怎么就这么跑过来了?
饶是曾国藩不晓得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,一时之间,也惶惑无计。
人家已经进门了,不见是不可能的,曾国藩突然醒起:自己穿的还是“行装”——便服!
一叠声叫人拿朝服来,赵烈文摆手止住了:“爵相,赶不及了,再说,关贝勒也没有穿朝服——也是便服!”
话音刚落,外面的戈什哈已扯着嗓子喊了起来:“关贝勒到!”
曾国藩把双脚挪出水盆,也来不及擦干,湿漉漉地就套进了鞋子里,赵烈文搀着他的胳膊,曾国藩站起身来,赵烈文立即放手,上前打起门帘,曾国藩低头急趋而出。
一出门,便见到关卓凡正站在院中,背手含笑而立。曾国藩小碎步下了台阶,关卓凡迈步迎上,曾国藩正要跪下行礼,关卓凡动作极快,已经一把搀住:“涤翁,千万别给我来这个,我可当不起!”
“贝勒,国礼不可废……”
“哪来这么多礼?要说礼,我该给涤翁行礼——我在心里,一直是以师礼待涤翁的!”
“这……国藩如何当得起?”
“曾湘乡当不起,天底下哪里还有人当得起?再者说了,咱们都没穿朝服——涤翁,我不穿朝服,就是受不起你这个‘国礼’!你千万千万,放我一马!”
曾国藩正不知该如何接口,关卓凡已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:“哎呦,涤翁怎么光着脚?鞋子都湿了!是不是方才正在泡脚?快,快!进屋,进屋!赶紧的,擦干了,套上袜子!这个天儿,春寒料峭的,着了凉,涤翁是有了春秋的人,不是当耍子的!”
曾国藩被他揉搓得头昏脑涨,这个“国礼”,到底没有行成。关卓凡架着他就上了台阶,赵烈文极其见机,赶忙抢上,在另一边搀住了爵相,一起往屋里走去。
进了屋,关卓凡喧宾夺主,嚷嚷着叫人拿毛巾来、拿袜子来,折腾了一轮,总算大致消停了。曾国藩一边擦脚穿袜子,一边连连告罪,“怠慢不恭”,“无状无礼”。
关卓凡笑道:“涤翁,要说告罪,是我该告罪,不打一声招呼,就做了这个不速之客——可是,你也不能怪我!我若事先张扬,你必然搬一大套‘国礼’出来,多半要给我吃个闭门羹的。”
曾国藩说道:“贝勒盛情可感!可是,曾国藩怎么当得起?另外,还是要谏贝勒一句——国家有制度,该避忌的……还是要避忌的。”
关卓凡微微一笑,说道:“涤翁不要再说‘当不当得起’这种话了。至于制度——从今以后,多少制度都要改过?这也‘避忌’,那也‘避忌’,咱们什么事情也不用做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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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来四处寻医问药,离奇古怪的方子试了无数,始终一无效用。
不过,这洋医生,却是第一次看。
这似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:曾国藩是中国最早力推洋务的重臣,但他的生活起居,却没有一丝一毫的“洋派”,不吃洋餐,不喝洋酒,生了病,不会去看洋医生。
这一点,和恭王、宝鋆等人,大不相同。
和关卓凡比,就更加天差地别了。
这一来,是曾国藩理学大家的“惯性”使然,二来,大约是出于这样一种奇异的矛盾心理:我推行洋务,完全是为了国家,其中,自己是没有任何私心私意的。我若受了洋风熏染,则无私亦有私,推行洋务,就理不直、气不壮了。
这个情形,有点像民国肇始,有那倡导恋爱自由的,自己却老老实实接受包办婚姻;又如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,强调**对人的潜意识的影响,实际生活中。弗氏却循规蹈矩。私德极谨极慎。生怕予人话柄。
话头又稍稍扯远了一点,回到曾国藩的眼疾上来——主人家盛意可感,曾中堂并没有对赵巡抚请洋医生给他看眼病表示异议。
菲尔普斯是位英国医生,很客气地说,能够给曾侯爵看病,他深感荣幸。
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之后,英国人的眉头却皱了起来,说道:“眼压过高。眼内发炎,右眼已经有了早期的青光眼的征兆,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。”
“眼压”、“青光眼”神马的,这个时候,是没有对应的中文词汇的,通译只好翻译成“眼瞳负担过甚”“眼疾甚重”,等等。
“我很奇怪,曾侯爵的眼病,很大程度,是由于用眼过度所致。而曾侯爵的近视、老花都很严重——为什么不早一点佩戴眼镜?哪怕早个三四年佩戴合适的眼镜,都不会导致今天的这个局面。”
洋医生的口气中颇有责怪的意思。曾侯爵和赵巡抚都颇为尴尬,赵景贤轻轻咳了一声,说道:“前几年中堂戎马倥偬,循国忘身,这一两年不带兵打仗了,才抽得出时间,治疗自己的宿疾。”
“徇国忘身”,翻译成英语,又不大容易了。不过,菲尔普斯总算弄明白了,他点了点头,说道:“我对曾侯爵的奉献精神表示敬意。不过,保有健康的身体,才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,请今后一定留意。”
这几句话,翻译过来,大入曾国藩之耳,立时对这个洋医生刮目相看,他拈须微笑,说道:“先生责备的是,曾某受教。”
当下开了方子,包括眼药膏、眼药水,还有两副眼镜的曲率、眼间距什么的——曾国藩得配两副眼镜,一副近视镜,一副老花镜。
曾国藩虽然没有配过眼镜,但也晓得这种镜子要慢慢儿打磨,非一日之功可成的。可自己在上海只能待一个晚上,明儿一早就要坐汽船北上,这眼镜,难道是做好了再派人送到直隶去么?
不过,想着赵景贤等自有安排,也不必多问。
晚上的一切酬酢,曾国藩坚辞不受,赵景贤也不勉强。另外,曾国藩反复叮嘱,明天早上送行,千万千万,别再弄得跟今天接船那般场面了。
赵景贤亦不以为甚,反正该做的场面都已经做过了,不在乎少这一场半场。
第二天一早,赵景贤率在上海的江苏文武官员到码头给曾中堂送行,本地士绅和外国友人,就如曾中堂所愿,不再露面了。
曾国藩到达北京的时候,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。京城虽然不比江南,但新芽剥吐,大地上已有了最初的春意。
先到宫门递了请安折子,再到贤良寺。进了贤良寺,坐定,透过一口长气,第一件事,是叫人打一盆热水来,浸泡已经肿胀起来的双脚。
堪堪缓过劲儿来,水温也凉了下来,正想喊人,赵烈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:“爵相,关贝勒来拜!人已经进了贤良寺了!”
曾国藩大吃一惊。
关卓凡是上官,自己是下属,只有下属去拜上官的,哪有上官来拜下属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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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卓凡是郡王衔的贝勒,和王爵已相差无几,加上他执掌中枢,比之普通亲王,分量其实更重,怎么就这么跑过来了?
饶是曾国藩不晓得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,一时之间,也惶惑无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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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出门,便见到关卓凡正站在院中,背手含笑而立。曾国藩小碎步下了台阶,关卓凡迈步迎上,曾国藩正要跪下行礼,关卓凡动作极快,已经一把搀住:“涤翁,千万别给我来这个,我可当不起!”
“贝勒,国礼不可废……”
“哪来这么多礼?要说礼,我该给涤翁行礼——我在心里,一直是以师礼待涤翁的!”
“这……国藩如何当得起?”
“曾湘乡当不起,天底下哪里还有人当得起?再者说了,咱们都没穿朝服——涤翁,我不穿朝服,就是受不起你这个‘国礼’!你千万千万,放我一马!”
曾国藩正不知该如何接口,关卓凡已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:“哎呦,涤翁怎么光着脚?鞋子都湿了!是不是方才正在泡脚?快,快!进屋,进屋!赶紧的,擦干了,套上袜子!这个天儿,春寒料峭的,着了凉,涤翁是有了春秋的人,不是当耍子的!”
曾国藩被他揉搓得头昏脑涨,这个“国礼”,到底没有行成。关卓凡架着他就上了台阶,赵烈文极其见机,赶忙抢上,在另一边搀住了爵相,一起往屋里走去。
进了屋,关卓凡喧宾夺主,嚷嚷着叫人拿毛巾来、拿袜子来,折腾了一轮,总算大致消停了。曾国藩一边擦脚穿袜子,一边连连告罪,“怠慢不恭”,“无状无礼”。
关卓凡笑道:“涤翁,要说告罪,是我该告罪,不打一声招呼,就做了这个不速之客——可是,你也不能怪我!我若事先张扬,你必然搬一大套‘国礼’出来,多半要给我吃个闭门羹的。”
曾国藩说道:“贝勒盛情可感!可是,曾国藩怎么当得起?另外,还是要谏贝勒一句——国家有制度,该避忌的……还是要避忌的。”
关卓凡微微一笑,说道:“涤翁不要再说‘当不当得起’这种话了。至于制度——从今以后,多少制度都要改过?这也‘避忌’,那也‘避忌’,咱们什么事情也不用做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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