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零七章 杀父之仇
奇怪的是,轩军回国之后,关卓凡反倒一度放松了情治工作的力度——刚开始的时候,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。
不能简单地说关卓凡不重视情报工作——哪能转变得这么突然呢?
比如,轩军入鲁剿捻的时候,关卓凡大打“军民鱼水情”的牌,严明军纪,厉禁淫掠,还送了一万五千套棉衣给当地的老百姓,就是为了争取民心,套取情报。这一招很灵光,老百姓不但不再通捻,还积极为官军通风报信,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剿捻,“官军耳目闭塞,捻子消息灵通”的被动局面。
在轩军已经中了赖汶光调虎离山之计的情况下,当地圩寨飞马给官军传递消息,华尔得以及时变更部署,堵住了任柱的马队渡小清河北窜之路,为歼灭这支东捻最具战力的部队,打下了不移之基。
剿捻的情报工作,关卓凡走的是一条“到群众中去”、“和老百姓打成一片”的tg之路。其实,在美国的时候,关卓凡抓情报工作,隐隐然玩的也是这一套。这实在是关卓凡在tg治下出生、长大,打小就对此印象深刻,亦颇有所悟的缘故。
这当然是正办。但是,这条路子也有其局限性。主要是老百姓只能接触到自己周边的、社会底层的事务,而情报,一,本,读#小说工作的对象,可不仅仅在市井阛阓之中。关卓凡的对头,更多在高墙朱门之后。
最关键的是,关卓凡并没有在和平时期建立独立高效特务情报机构的明确意识——因为刚开始的时候。他没有感觉到有这种需要。
因此。大规模的征伐告一段落。战争对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暂时消失,轩军的情治系统的的建设,便很自然地放缓甚至停滞了下来。
缺乏“制度土壤”也算原因之一。
清朝没有前明的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,政府既没有刺探阴私隐秘的意识和兴趣,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。从好的方面说,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;不过,另一方面,因为缺乏相关传统。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,会受到一定影响;对于信息变化的敏感度,也会比较的弱。
轩军毕竟是从这个“制度土壤”中长出来的。传统的军事行动,只有“哨探”的做法,没有完整、系统的情报搜集、储备、整理、分析、判断的概念,关卓凡再怎么开穿越金手指,也不能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相当的制约。
《孙子兵法》中,倒有所谓“五间”之说——“乡间”、“内间”、“反间”、“生间”、“死间”。
“乡间”,是用敌方乡人做间谍;“内间”,用敌方员吏做间谍;“反间”。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;“生间”,就是刺探敌情后顺利生还;“死间”。用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传递假情报,使敌受骗——事后,我方间谍不免身份暴露,被敌处死,乃谓之“死间”。
这“五间”,说的头头是道,只是大伙儿学以致用的时候,大多零打碎敲;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,完整系统地实施“五间”的,少之又少。
安德海一案,关卓凡猛然惊醒于自己的“短板”——若论情治资源之丰,自己何止千百倍于那个死太监?怎么会如此后知后觉,落了个死太监的后手?
懵懵懂懂地,几为阉人所算——耻辱啊,耻辱!
资源虽丰,运用不善,这不是“志得意满”、“疏忽大意”就能够交代过去的。
情报的作用,不是为了被动应变,而是在经年累月获取大量资料的前提下,整理、分析、判断,找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,“预见机兆”,制敌于先。自己没办法躲到阴影里,就得把敌人拉到聚光灯下,不错眼地盯着,一举一动,掌握。
敌人若有异动,我即先发制人。
痛定思痛,关卓凡决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、直接对自己负责的情报机构。
在架构上,这个部门应该纳入“军事委员会”系统,则对“委员长”本人直接负责,便是天经地义的了。
叫什么名字呢?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?呃,恶趣味过甚了。
最后定为“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”,正团级。
出任“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”处长的,是个和关卓凡同岁的年轻人,名字叫做陈亦诚。
有趣的是,“亦诚”这个名字,是关卓凡替他取的。
陈亦诚,原名陈景浩,浙江杭州人。他是富家子弟出身,十几岁的时候,被家里送到上海的洋行做学徒。他人既聪明,又勤奋好学,出师之后,短短数年间便做到了买办。
正在春风得意,杭州的家里,却出了大事。
陈家为了一块买卖蚕丝的“牙牌”——就是营业执照,和人打起了官司。对头叫做王佐臣,是个丁忧在籍的士绅。牙牌原在陈家手里,王家想夺了过去。陈家有钱,也占着理儿;但王家有势,县、府、道,甚至省里,都不能不卖王佐臣的面子,这个官司一时半会儿的就打不清爽。
官司打不下来,王佐臣先急了。
买卖蚕丝,先要买,才能卖。收买蚕丝这桩生意,是讲究时效季节的。每年三、四月分,春蚕吐丝,过了这个点儿,就算拿到牙牌,也得等到明年才能向蚕农收丝了。陈家牙牌在手,自然拖得;王佐臣向钱庄借了大把银子,如果拿不到牙牌,收不到丝,就是白被钱庄吃利息,因此是拖不得的。
这个人虽然进士出身,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痞子,横劲发作,拎了一支洋枪,带着家丁和一群帮闲的地痞流氓,冲进陈府,乱砸一通。
双方扭打起来,混乱之中,那支洋枪走了火,正正打中陈景浩父亲陈东成的胸口。子弹穿胸而入,陈东成当场殒命。
王佐臣闯了大祸,但他上下其手,官府调查的结果,居然是“陈家恶奴动手在先,夺过洋枪,再以枪柄击打王某,触发机关,误中陈某”,云云。
于是,王佐臣不但什么责任也没落下,官府反而要求陈家,“交出肇事恶奴”,“严讯法办”。
陈景浩赶回杭州,家里愁云惨雾,族人七嘴八舌,有的说要“找都老爷参姓王的”,有的说要“进京告御状”。
陈景浩非常冷静,说道:“没有用的。王佐臣和两江的何制军是同年,咱们浙江的王抚台,又是何制军一手提拔起来的——这两位,都是当道当红的大员,这个官司,怎么打都打不赢。”
何制军,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;王抚台,就是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。
陈景浩给母亲磕头,说道:“杀父之仇,不共戴天,愧为人子,不能不报。”
母亲瞪着眼睛,看了儿子好一会儿,然后闭上了眼,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,却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陈景浩遣散了仆人,变卖了家产,将母亲和妹妹送到了乡下。
那块买卖蚕丝的“牙牌”,终于落到了王佐臣的手里。
王佐臣志得意满!
不过,今年的蚕季已近尾声,他抓紧时间,坐了船,从杭州来到湖州,看看还能收到多少好丝——湖州的丝,品质最佳,素有“湖丝衣天下”之说。
刚上岸,一个年轻人笑嘻嘻地迎了上来,说道:“王老爷,你晓得我是谁?”
王佐臣愕然,这个人,是当地合伙的丝行派来迎接的?可双方事先约好了,到埠后直接去丝行会面,没有迎接这一说啊?再者说了,接人哪有这么问话的?
王佐臣皱了皱眉,说道:“你是萧老板的人?”
年轻人突然变了脸色,大喝一声:“我是陈景浩,陈东成之子!”
话音未落,手中已翻出一柄雪亮的尖刀,直向王佐臣胸口搠来!
*(未完待续…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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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简单地说关卓凡不重视情报工作——哪能转变得这么突然呢?
比如,轩军入鲁剿捻的时候,关卓凡大打“军民鱼水情”的牌,严明军纪,厉禁淫掠,还送了一万五千套棉衣给当地的老百姓,就是为了争取民心,套取情报。这一招很灵光,老百姓不但不再通捻,还积极为官军通风报信,极大地改变了以前剿捻,“官军耳目闭塞,捻子消息灵通”的被动局面。
在轩军已经中了赖汶光调虎离山之计的情况下,当地圩寨飞马给官军传递消息,华尔得以及时变更部署,堵住了任柱的马队渡小清河北窜之路,为歼灭这支东捻最具战力的部队,打下了不移之基。
剿捻的情报工作,关卓凡走的是一条“到群众中去”、“和老百姓打成一片”的tg之路。其实,在美国的时候,关卓凡抓情报工作,隐隐然玩的也是这一套。这实在是关卓凡在tg治下出生、长大,打小就对此印象深刻,亦颇有所悟的缘故。
这当然是正办。但是,这条路子也有其局限性。主要是老百姓只能接触到自己周边的、社会底层的事务,而情报,一,本,读#小说工作的对象,可不仅仅在市井阛阓之中。关卓凡的对头,更多在高墙朱门之后。
最关键的是,关卓凡并没有在和平时期建立独立高效特务情报机构的明确意识——因为刚开始的时候。他没有感觉到有这种需要。
因此。大规模的征伐告一段落。战争对情报工作的迫切需求暂时消失,轩军的情治系统的的建设,便很自然地放缓甚至停滞了下来。
缺乏“制度土壤”也算原因之一。
清朝没有前明的锦衣卫、东厂、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,政府既没有刺探阴私隐秘的意识和兴趣,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。从好的方面说,这是政治清明的表现;不过,另一方面,因为缺乏相关传统。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,会受到一定影响;对于信息变化的敏感度,也会比较的弱。
轩军毕竟是从这个“制度土壤”中长出来的。传统的军事行动,只有“哨探”的做法,没有完整、系统的情报搜集、储备、整理、分析、判断的概念,关卓凡再怎么开穿越金手指,也不能不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相当的制约。
《孙子兵法》中,倒有所谓“五间”之说——“乡间”、“内间”、“反间”、“生间”、“死间”。
“乡间”,是用敌方乡人做间谍;“内间”,用敌方员吏做间谍;“反间”。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;“生间”,就是刺探敌情后顺利生还;“死间”。用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传递假情报,使敌受骗——事后,我方间谍不免身份暴露,被敌处死,乃谓之“死间”。
这“五间”,说的头头是道,只是大伙儿学以致用的时候,大多零打碎敲;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,完整系统地实施“五间”的,少之又少。
安德海一案,关卓凡猛然惊醒于自己的“短板”——若论情治资源之丰,自己何止千百倍于那个死太监?怎么会如此后知后觉,落了个死太监的后手?
懵懵懂懂地,几为阉人所算——耻辱啊,耻辱!
资源虽丰,运用不善,这不是“志得意满”、“疏忽大意”就能够交代过去的。
情报的作用,不是为了被动应变,而是在经年累月获取大量资料的前提下,整理、分析、判断,找出真正有价值的部分,“预见机兆”,制敌于先。自己没办法躲到阴影里,就得把敌人拉到聚光灯下,不错眼地盯着,一举一动,掌握。
敌人若有异动,我即先发制人。
痛定思痛,关卓凡决心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、直接对自己负责的情报机构。
在架构上,这个部门应该纳入“军事委员会”系统,则对“委员长”本人直接负责,便是天经地义的了。
叫什么名字呢?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?呃,恶趣味过甚了。
最后定为“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”,正团级。
出任“军事委员会调查联络处”处长的,是个和关卓凡同岁的年轻人,名字叫做陈亦诚。
有趣的是,“亦诚”这个名字,是关卓凡替他取的。
陈亦诚,原名陈景浩,浙江杭州人。他是富家子弟出身,十几岁的时候,被家里送到上海的洋行做学徒。他人既聪明,又勤奋好学,出师之后,短短数年间便做到了买办。
正在春风得意,杭州的家里,却出了大事。
陈家为了一块买卖蚕丝的“牙牌”——就是营业执照,和人打起了官司。对头叫做王佐臣,是个丁忧在籍的士绅。牙牌原在陈家手里,王家想夺了过去。陈家有钱,也占着理儿;但王家有势,县、府、道,甚至省里,都不能不卖王佐臣的面子,这个官司一时半会儿的就打不清爽。
官司打不下来,王佐臣先急了。
买卖蚕丝,先要买,才能卖。收买蚕丝这桩生意,是讲究时效季节的。每年三、四月分,春蚕吐丝,过了这个点儿,就算拿到牙牌,也得等到明年才能向蚕农收丝了。陈家牙牌在手,自然拖得;王佐臣向钱庄借了大把银子,如果拿不到牙牌,收不到丝,就是白被钱庄吃利息,因此是拖不得的。
这个人虽然进士出身,但骨子里却是一个痞子,横劲发作,拎了一支洋枪,带着家丁和一群帮闲的地痞流氓,冲进陈府,乱砸一通。
双方扭打起来,混乱之中,那支洋枪走了火,正正打中陈景浩父亲陈东成的胸口。子弹穿胸而入,陈东成当场殒命。
王佐臣闯了大祸,但他上下其手,官府调查的结果,居然是“陈家恶奴动手在先,夺过洋枪,再以枪柄击打王某,触发机关,误中陈某”,云云。
于是,王佐臣不但什么责任也没落下,官府反而要求陈家,“交出肇事恶奴”,“严讯法办”。
陈景浩赶回杭州,家里愁云惨雾,族人七嘴八舌,有的说要“找都老爷参姓王的”,有的说要“进京告御状”。
陈景浩非常冷静,说道:“没有用的。王佐臣和两江的何制军是同年,咱们浙江的王抚台,又是何制军一手提拔起来的——这两位,都是当道当红的大员,这个官司,怎么打都打不赢。”
何制军,就是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;王抚台,就是当时的浙江巡抚王有龄。
陈景浩给母亲磕头,说道:“杀父之仇,不共戴天,愧为人子,不能不报。”
母亲瞪着眼睛,看了儿子好一会儿,然后闭上了眼,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,却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陈景浩遣散了仆人,变卖了家产,将母亲和妹妹送到了乡下。
那块买卖蚕丝的“牙牌”,终于落到了王佐臣的手里。
王佐臣志得意满!
不过,今年的蚕季已近尾声,他抓紧时间,坐了船,从杭州来到湖州,看看还能收到多少好丝——湖州的丝,品质最佳,素有“湖丝衣天下”之说。
刚上岸,一个年轻人笑嘻嘻地迎了上来,说道:“王老爷,你晓得我是谁?”
王佐臣愕然,这个人,是当地合伙的丝行派来迎接的?可双方事先约好了,到埠后直接去丝行会面,没有迎接这一说啊?再者说了,接人哪有这么问话的?
王佐臣皱了皱眉,说道:“你是萧老板的人?”
年轻人突然变了脸色,大喝一声:“我是陈景浩,陈东成之子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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