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一四章 反面教材
第一,张之洞确实是个人才,只是此时的他,其能尚不为天下人所知――莫说天下人了,就是张之洞自己,也还不真正晓得自己的潜力。但关卓凡作为穿越者,对此却清清楚楚。
第二,原时空,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,成为“清流”领袖之一。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“清流”中摘出来,等于在“清流”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,断其一肢。哼哼,如此,这个“清流”,还长得大吗?
第三,分化言路,分化守旧派,建立“最广泛的统一战线”。
关卓凡认为,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,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,最多算是守旧派的“代言人”。既然只是“代言人”,如果好处足够大,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“代言”呢?
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,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,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,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“新政”中获利,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“新政”呢?
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,关卓凡以“大棒”为主,以为立威。威既已立,就该抛根胡萝卜了。
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,其味道之鲜美,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;不久,关卓凡将发现,这根胡萝卜的功效,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。
第四,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,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,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,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?
这一点很重要,只有这样,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,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。
原时空左、沈办的船务,实话实说,关卓凡是不满意的。
起点太低,太仓促。太粗糙。
福州船政局的正、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,一个叫日意格,一个叫德克碑,总揽一切事务。左宗棠和日、意二人签了合同。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、洋教师,议定五年之内,监督造船十六艘,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。合同期满后,洋籍工匠撤退,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。
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,萧规曹随,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。
这个规划,出发点不能说有错,先当学生。学成当家,问题是,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?!
那个时代的中国人,不肯放低姿态,老实当学生。扎实学东西,心浮气躁,总是今天当学生,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,这种肤浅的自尊、自大,误事无数!
原时空,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。沈葆桢1867年接手,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――嫌人家“挟技居奇,唯利是图”。
之后,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。
还有,日意格、德克碑二人,都是左宗棠的“常捷军”的洋将。职业军人出身,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;他们在法国的“层级”不高,社会资源不多,经其手请来的技师、教师,水平其实很有限。老师不高明。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?
这就是关卓凡说的“起点太低”。
问题是,左宗棠除了日意格、德克碑两位,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。
十九世纪后半叶,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,在这个大背景下,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,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,投入不继,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,船厂生产日见萎缩。
中法开战,南洋水师全军覆没,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。战后,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,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。
船厂如此,船政学堂呢?
比船厂还糟糕。
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,就说一条:作为海军学校,居然没有体育课!
在这儿,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,因为以下部分,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、特别是海军建设,有重大的参考作用――当然,是反面教材。
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,在《田凫号航行记》中,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:“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,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……下了课,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……从来不运动,而且不懂得娱乐。大体而言,在佛龛里被供着,要比在海上警戒,更适合他们。”
这种精神面貌,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,确是事实。
寿尔还观察到,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,“不喜欢体力劳动,因为怕弄脏手指”;甚至,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。
究其竟,整个学堂,主事也好,学员也罢,完全不晓得:学堂不是培养“儒生”的,而是培养“军人”的;毕业后,是要去“打仗”的,而不是去“做官”的。
“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”的观念,更是付之阙如。
船厂办不好,其害止于自身;学堂办不好,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,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。
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,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,所有的总兵、管带,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。
就是说,一个陆军将领,带着一班从没有上过一堂体育课的“海军学堂”毕业生。
北洋舰队的将领们,大多有留洋英国的经历,这个,能不能弥补福建船政学堂之不足呢?
让我们来看看这个“留洋英国”是怎么回事。
朝廷自船政学堂第一、二期毕业生中,挑选了十二人,以首期海军留学生身份赴英,拟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。其中通过入学考试、并顺利毕业的只有六人;其余六人,三人考试失败,以“上舰实习”结束学业;余下刘步蟾、林泰曾、蒋超英三人,连入学考试都未参加,亦仅以“上舰实习”结束学业。
诡异的是,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奏报成绩的时候,刘、林、蒋三个却全入“甲等”;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林永升,竟然被打入最末的“丙等”。
这十二人回国后,李鸿章用了其中九人,做了北洋舰队的管带,其中,刘步蟾、林泰曾两个,日后升任舰队之左、右翼总兵,掌握舰队实权。
关卓凡认为,毫不客气地说,大东沟海战之败,在这十二人“毕业”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之时,便已注定了。
北洋舰队打不过联合舰队,原因不在资金,不在装备,而在人事。
两个字:无能。
北洋海军并不缺钱,后期装备没有更新,不是因为谁谁挪用了海军军费,而是北洋认为“自守有余”,早已没有了更新换代的动力。不然,真以为几千万银子身家的李鸿章找不来这笔钱?
总是被人拿出来说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。北洋的大炮巨舰才是海军发展的主流,日本人是因为买不起这么大吨位的军舰,才用速射炮来弥补不足。敌人的发炮速度确实比你快,可你一炮顶敌人好多炮呀!问题是,你为什么打不中敌人?
看看刘步蟾、林泰曾两位总兵的表现。
“定远”舰上,刘步蟾违反最基本的战术规范,两军距离尚远,便下令提前发炮――作为舰队指挥,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;“镇远”舰上,林泰曾从头至尾,不曾出现在舰长的岗位上,全靠副手杨用霖指挥――等于擅离职守。
举止失措,草包底子,暴露无遗。
大东沟败绩后,北洋舰队自旅顺撤回威海卫。入港时,“镇远”舰触礁,失去作战能力――不晓得林曾泰这个舰长是怎么当的?
林曾泰乃引咎自尽。
其后威海卫之战,“定远”舰中鱼雷搁浅,充“水炮台”用。数日后,弹药耗尽,刘步蟾自尽。
刘步蟾、林泰曾的悲壮结局,证明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,但这并不能减轻因为他们的无能而对国家造成的伤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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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原时空,张之洞大约十年之后,成为“清流”领袖之一。关卓凡现将张之洞从尚未成气候的“清流”中摘出来,等于在“清流”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,断其一肢。哼哼,如此,这个“清流”,还长得大吗?
第三,分化言路,分化守旧派,建立“最广泛的统一战线”。
关卓凡认为,言路上反对新政的人,有不少并不是真正的守旧派,最多算是守旧派的“代言人”。既然只是“代言人”,如果好处足够大,又为什么不能为新政“代言”呢?
反对派之所以成为反对派,有的是因为固有利益受到侵害,但有的仅仅是因为被排除在新生利益之外,如果发现自己也可以从“新政”中获利,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对“新政”呢?
前一段对待言路的政策,关卓凡以“大棒”为主,以为立威。威既已立,就该抛根胡萝卜了。
这根胡萝卜一抛出来,其味道之鲜美,已令许多人心旌动摇;不久,关卓凡将发现,这根胡萝卜的功效,将超出自己最乐观的估计。
第四,就如关卓凡和左宗棠说的,他未必控制得了沈葆桢,但张之洞一张白纸好画画,还不是他关贝子说什么就是什么?
这一点很重要,只有这样,关卓凡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,经营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。
原时空左、沈办的船务,实话实说,关卓凡是不满意的。
起点太低,太仓促。太粗糙。
福州船政局的正、副监督是两个法国人,一个叫日意格,一个叫德克碑,总揽一切事务。左宗棠和日、意二人签了合同。由二人代为招聘一切洋技师、洋教师,议定五年之内,监督造船十六艘,并负责培训中国工人和学生。合同期满后,洋籍工匠撤退,船务由中国技师和学堂毕业学生接管。
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之后,萧规曹随,马尾船务基本上是按照左宗棠当初的规划开展的。
这个规划,出发点不能说有错,先当学生。学成当家,问题是,怎么可能五年功夫就出师?!
那个时代的中国人,不肯放低姿态,老实当学生。扎实学东西,心浮气躁,总是今天当学生,明天就和老师别苗头,这种肤浅的自尊、自大,误事无数!
原时空,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。沈葆桢1867年接手,1874年辞退全部洋匠――嫌人家“挟技居奇,唯利是图”。
之后,基本上就一直是中国人自己半闭着眼睛瞎折腾了。
还有,日意格、德克碑二人,都是左宗棠的“常捷军”的洋将。职业军人出身,并非工业和教育的专才;他们在法国的“层级”不高,社会资源不多,经其手请来的技师、教师,水平其实很有限。老师不高明。教出来的学生又能强到那里去?
这就是关卓凡说的“起点太低”。
问题是,左宗棠除了日意格、德克碑两位,也不认识别的什么洋人了。
十九世纪后半叶,世界造船技术狂飙突进,在这个大背景下,马尾船厂的技术进步却极其缓慢,而沈葆桢筹款能力不足,投入不继,船政内部管理更是混乱,船厂生产日见萎缩。
中法开战,南洋水师全军覆没,马尾船厂被法国人炸得稀烂。战后,朝廷便在事实上放弃了福州船政,而将资源向北洋集中。
船厂如此,船政学堂呢?
比船厂还糟糕。
不细表课程设置之粗疏简陋了,就说一条:作为海军学校,居然没有体育课!
在这儿,狮子不能不多说几句,因为以下部分,对关卓凡今后的军队建设、特别是海军建设,有重大的参考作用――当然,是反面教材。
英国海军军官寿尔曾访问船政学堂,在《田凫号航行记》中,他这样评价学堂的学员们:“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,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……下了课,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……从来不运动,而且不懂得娱乐。大体而言,在佛龛里被供着,要比在海上警戒,更适合他们。”
这种精神面貌,原时空多看清末影像的关卓凡承认,确是事实。
寿尔还观察到,学生们在练习舰上实习时,“不喜欢体力劳动,因为怕弄脏手指”;甚至,连最基本的爬桅杆训练也不愿意做。
究其竟,整个学堂,主事也好,学员也罢,完全不晓得:学堂不是培养“儒生”的,而是培养“军人”的;毕业后,是要去“打仗”的,而不是去“做官”的。
“培养合格的近代化军人”的观念,更是付之阙如。
船厂办不好,其害止于自身;学堂办不好,流毒却是自南洋而北洋,最终几乎葬送了整个国家。
北洋舰队的高级将领,除了提督丁汝昌之外,所有的总兵、管带,全部来自这个福州船政学堂。
就是说,一个陆军将领,带着一班从没有上过一堂体育课的“海军学堂”毕业生。
北洋舰队的将领们,大多有留洋英国的经历,这个,能不能弥补福建船政学堂之不足呢?
让我们来看看这个“留洋英国”是怎么回事。
朝廷自船政学堂第一、二期毕业生中,挑选了十二人,以首期海军留学生身份赴英,拟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。其中通过入学考试、并顺利毕业的只有六人;其余六人,三人考试失败,以“上舰实习”结束学业;余下刘步蟾、林泰曾、蒋超英三人,连入学考试都未参加,亦仅以“上舰实习”结束学业。
诡异的是,留学生监督官李凤苞向朝廷奏报成绩的时候,刘、林、蒋三个却全入“甲等”;通过入学考试并顺利毕业的林永升,竟然被打入最末的“丙等”。
这十二人回国后,李鸿章用了其中九人,做了北洋舰队的管带,其中,刘步蟾、林泰曾两个,日后升任舰队之左、右翼总兵,掌握舰队实权。
关卓凡认为,毫不客气地说,大东沟海战之败,在这十二人“毕业”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之时,便已注定了。
北洋舰队打不过联合舰队,原因不在资金,不在装备,而在人事。
两个字:无能。
北洋海军并不缺钱,后期装备没有更新,不是因为谁谁挪用了海军军费,而是北洋认为“自守有余”,早已没有了更新换代的动力。不然,真以为几千万银子身家的李鸿章找不来这笔钱?
总是被人拿出来说事的速射炮更是扯淡。北洋的大炮巨舰才是海军发展的主流,日本人是因为买不起这么大吨位的军舰,才用速射炮来弥补不足。敌人的发炮速度确实比你快,可你一炮顶敌人好多炮呀!问题是,你为什么打不中敌人?
看看刘步蟾、林泰曾两位总兵的表现。
“定远”舰上,刘步蟾违反最基本的战术规范,两军距离尚远,便下令提前发炮――作为舰队指挥,这是不可容忍的错误;“镇远”舰上,林泰曾从头至尾,不曾出现在舰长的岗位上,全靠副手杨用霖指挥――等于擅离职守。
举止失措,草包底子,暴露无遗。
大东沟败绩后,北洋舰队自旅顺撤回威海卫。入港时,“镇远”舰触礁,失去作战能力――不晓得林曾泰这个舰长是怎么当的?
林曾泰乃引咎自尽。
其后威海卫之战,“定远”舰中鱼雷搁浅,充“水炮台”用。数日后,弹药耗尽,刘步蟾自尽。
刘步蟾、林泰曾的悲壮结局,证明他们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,但这并不能减轻因为他们的无能而对国家造成的伤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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