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
有意思的是,文祥的《密陈大计疏》,也是光绪元年,即1875年的事情。
汉、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,同时认识到了,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;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:不同的经济基础,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。这一点,郭嵩焘的见地,又过于文祥了。
郭嵩焘对于关卓凡“另起炉灶”的设想,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――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,口中却难以名状,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。
那份痛快和惊喜,无可言语!
正是!原先的那个“制度”,既然已经.不堪,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,索性完全不搭理他;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“制度”,你过你的,我过我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,一点一点抽旧“制度”的血,慢慢地“阴干”他,等到新“制度”茁壮长大了,旧“制度”也就自然死掉了!
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“制度”感染旧“制度”的病菌,大家离得如此之近,如何做成功的“隔离”?
关键有两个。
一个是用人,要分得清“新人”和“旧人”,新“制度”一定要用“新人”。
一个是新“制度”里边,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,保证“新人”不会“泄气”而变成“旧人”。
这方面,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。
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。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。
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,可是用人不当,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,大肆盘剥商旅,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、打死绅董的事情,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。
这个事件,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。
郭嵩焘谈及此事,长叹一声。说道:“真正是‘请君入瓮’!”
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,是“难堪繁剧”,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,不适合做政务官。
这个评价,关卓凡认为,只说对了一半。
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,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。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,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,都是立竿见影。而郭嵩焘的“问题”。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,总要“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”,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。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。
在天津。和僧格林沁不睦;在山东,和文煜不和;在广东,和瑞麟不搭调,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就是说,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,在旧“体制”中。确实“难堪繁剧”。
在新“体制”中呢?
郭嵩焘这种人,难道还嫌太多不成?
何况,在关卓凡的设想中,“顾问委员会”实行“垂直管理”,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。“顾问委员会”联系的对象,主要是各地的“新政”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需要的权力。由关卓凡出面,拿过来交到“主任委员”手里。
所以,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,避郭嵩焘所短。
郭嵩焘的“出身”,对“顾问委员会”早期的工作,也有特别的帮助。
一般认为,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。但是,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,他在湘系中,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。
郭嵩焘的年纪,虽然小曾国藩七岁,但两个人却算是“同学”,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,时间上是有交集的。
最重要的是,曾国藩的“出山”,是郭嵩焘一力促成。
洪杨乱起,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,曾国藩犹豫不决。郭嵩焘几度登门,反复劝说,曾国藩终为所动,出面创办湘军。
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,始作俑者,是郭筠仙。
郭嵩焘于左宗棠,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。
郭嵩焘,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的第一桩差使,是筹办“奉恩基金”。关卓凡打的算盘,除了“赎买”宗室对“新政”的支持外,他还要通过“奉恩基金”,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:控制所有“新政”的企业的财务。
因为“奉恩基金”的来源,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;而要抽成,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,就是说,要盘你的帐。
如此,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。
关卓凡决定,新办企业,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,就是“损益表”、“资产负债表”那一套。
原时空的洋务,办的不伦不类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,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“数目字管理”,多少资源的浪费,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,都根源于此。
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,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,亏了多少;而关贝子呢,也才好查你们的账。
还有,现在的中国,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,哪儿有呢?
上海的洋行里有。
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。
广方言馆下面的“会计速成学校”里有。
嘿嘿,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。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,管财务算账的,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。
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,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。话说在前面,而不是中途插进去,事情就好办的多。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,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。
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,郭嵩焘的“出身”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,因为办这些企业的,除了“轩系”,不是湘,就是淮。
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,但也是有隐患的,最大的隐患,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。
这两个人,都是意气用事的人,同时,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,不是关卓凡说一句“你们别闹了”,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。
这个心结,不能系得太久,不然迟早误事的。
既然意气用事,就是性情中人,由此突破,未尝不能演一出“将相和”。
关卓凡说道:“筠仙,我知道左季高对不起你!”
关卓凡举荐左宗棠西征,为左宗棠摆平洋人银行、筹借洋款的事情,也已经传到了北京,则关逸轩和左季高的关系不言自明。郭嵩焘不能在关卓凡面前诋詈左宗棠,只好沉默不语。
关卓凡说道:“左季高给我写信,说起这件事情,有这么几句话,嗯,‘于亲有亏,于义无悖;于私有惭,于公无愧’――他晓得对你不起,‘于亲’、‘于私’,都说不过去,只好以‘义’、以‘公’来自况了”。
郭嵩焘轻轻地“嘿”了一声。
关卓凡继续说道:“‘左骡子’的心肠还没有变成石头――且不论他的心肠是硬是软,左季高的眼光可从来是好的,筠仙,你晓得他是怎么品论你的?”
郭嵩焘还真想知道,自己这个生平第一位“冤家”,人前人后,是如何讲说自己的?
关卓凡微笑着说道:“左季高说,‘筠仙大才,非一省一地之格局。粤抚之位于筠仙,犹龙困浅滩。某驱郭去粤,乃驱龙入海也!’”
郭嵩焘心头大震,心里五味杂陈,不知道说什么好?
关卓凡说道:“左季高确乎‘英雄欺人’,但唯有英雄能识英雄!筠仙,说起来,我倒要谢一谢‘左骡子’――非如此,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见?”
说罢大笑。
郭嵩焘既感动,又尴尬。心里想,难道就此“放过”左宗棠?又好像太“便宜”了他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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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、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,同时认识到了,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;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:不同的经济基础,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。这一点,郭嵩焘的见地,又过于文祥了。
郭嵩焘对于关卓凡“另起炉灶”的设想,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――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,口中却难以名状,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。
那份痛快和惊喜,无可言语!
正是!原先的那个“制度”,既然已经.不堪,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,索性完全不搭理他;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“制度”,你过你的,我过我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,一点一点抽旧“制度”的血,慢慢地“阴干”他,等到新“制度”茁壮长大了,旧“制度”也就自然死掉了!
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“制度”感染旧“制度”的病菌,大家离得如此之近,如何做成功的“隔离”?
关键有两个。
一个是用人,要分得清“新人”和“旧人”,新“制度”一定要用“新人”。
一个是新“制度”里边,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,保证“新人”不会“泄气”而变成“旧人”。
这方面,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。
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。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。
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,可是用人不当,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,大肆盘剥商旅,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、打死绅董的事情,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。
这个事件,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。
郭嵩焘谈及此事,长叹一声。说道:“真正是‘请君入瓮’!”
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,是“难堪繁剧”,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,不适合做政务官。
这个评价,关卓凡认为,只说对了一半。
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,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。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,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,都是立竿见影。而郭嵩焘的“问题”。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,总要“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”,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。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。
在天津。和僧格林沁不睦;在山东,和文煜不和;在广东,和瑞麟不搭调,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就是说,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,在旧“体制”中。确实“难堪繁剧”。
在新“体制”中呢?
郭嵩焘这种人,难道还嫌太多不成?
何况,在关卓凡的设想中,“顾问委员会”实行“垂直管理”,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。“顾问委员会”联系的对象,主要是各地的“新政”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需要的权力。由关卓凡出面,拿过来交到“主任委员”手里。
所以,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,避郭嵩焘所短。
郭嵩焘的“出身”,对“顾问委员会”早期的工作,也有特别的帮助。
一般认为,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。但是,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,他在湘系中,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。
郭嵩焘的年纪,虽然小曾国藩七岁,但两个人却算是“同学”,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,时间上是有交集的。
最重要的是,曾国藩的“出山”,是郭嵩焘一力促成。
洪杨乱起,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,曾国藩犹豫不决。郭嵩焘几度登门,反复劝说,曾国藩终为所动,出面创办湘军。
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,始作俑者,是郭筠仙。
郭嵩焘于左宗棠,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。
郭嵩焘,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的第一桩差使,是筹办“奉恩基金”。关卓凡打的算盘,除了“赎买”宗室对“新政”的支持外,他还要通过“奉恩基金”,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:控制所有“新政”的企业的财务。
因为“奉恩基金”的来源,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;而要抽成,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,就是说,要盘你的帐。
如此,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。
关卓凡决定,新办企业,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,就是“损益表”、“资产负债表”那一套。
原时空的洋务,办的不伦不类,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,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“数目字管理”,多少资源的浪费,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,都根源于此。
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,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,亏了多少;而关贝子呢,也才好查你们的账。
还有,现在的中国,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,哪儿有呢?
上海的洋行里有。
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。
广方言馆下面的“会计速成学校”里有。
嘿嘿,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。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,管财务算账的,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。
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,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。话说在前面,而不是中途插进去,事情就好办的多。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,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。
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,郭嵩焘的“出身”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,因为办这些企业的,除了“轩系”,不是湘,就是淮。
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,但也是有隐患的,最大的隐患,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。
这两个人,都是意气用事的人,同时,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,不是关卓凡说一句“你们别闹了”,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。
这个心结,不能系得太久,不然迟早误事的。
既然意气用事,就是性情中人,由此突破,未尝不能演一出“将相和”。
关卓凡说道:“筠仙,我知道左季高对不起你!”
关卓凡举荐左宗棠西征,为左宗棠摆平洋人银行、筹借洋款的事情,也已经传到了北京,则关逸轩和左季高的关系不言自明。郭嵩焘不能在关卓凡面前诋詈左宗棠,只好沉默不语。
关卓凡说道:“左季高给我写信,说起这件事情,有这么几句话,嗯,‘于亲有亏,于义无悖;于私有惭,于公无愧’――他晓得对你不起,‘于亲’、‘于私’,都说不过去,只好以‘义’、以‘公’来自况了”。
郭嵩焘轻轻地“嘿”了一声。
关卓凡继续说道:“‘左骡子’的心肠还没有变成石头――且不论他的心肠是硬是软,左季高的眼光可从来是好的,筠仙,你晓得他是怎么品论你的?”
郭嵩焘还真想知道,自己这个生平第一位“冤家”,人前人后,是如何讲说自己的?
关卓凡微笑着说道:“左季高说,‘筠仙大才,非一省一地之格局。粤抚之位于筠仙,犹龙困浅滩。某驱郭去粤,乃驱龙入海也!’”
郭嵩焘心头大震,心里五味杂陈,不知道说什么好?
关卓凡说道:“左季高确乎‘英雄欺人’,但唯有英雄能识英雄!筠仙,说起来,我倒要谢一谢‘左骡子’――非如此,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见?”
说罢大笑。
郭嵩焘既感动,又尴尬。心里想,难道就此“放过”左宗棠?又好像太“便宜”了他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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