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 湘淮相争
李鸿章的目标,是东捻的“南支”,之前一直在鄂、豫交界的地域流窜,现已忽忽南下至湖北安陆、德安之间。刘铭传早前入鄂,主要就是准备对付这支捻子。
淮军这边,自然是刘铭传主攻;湘军那边,已经裁撤了大半,曾国藩派了湘军硕果仅存的鲍超部前来会剿。
鲍超此人,目不识丁,屡屡在文墨上闹笑话,但他忠厚豪迈,先后见知于胡林翼、曾国藩,鲍超感念恩遇,打起仗来,身先士卒,不避疾矢。
鲍超号春霆,他的部队,称为“霆军”。霆军每次出战,官在前,兵在后,鲍超自己,红顶子,花翎,黄马褂,朝珠,好像上朝一般,其余将领,也无不翎顶辉煌。这般列于阵前,自然生出一份特别的气势。
长毛与官军对阵,见了一班“朝服”,往往骇呼:“霆军来了!”就此崩溃逃窜。
但刘铭传对鲍超,却是有心结的。
这个心结,并非鲍超得罪过刘铭传,而是刘铭传自以身为淮军的第一员大将,对他目为湘军的第一员大将鲍超,天生有一份别苗头的心思。
对鲍超目不识丁,却有偌大勋名,尤其不服气。
刘铭传这个人,才具是有的,但心胸太窄,利害计较得太过,不然上海战役的时候,也不会在撤出青浦时不通知轩军,以致青浦沦陷,福瑞斯特被俘。他自己也被李鸿章打了军棍,“负荆请罪”,发给关卓凡处置。
另外,他也知道李鸿章的心思,希望能够在朝廷面前大大露一次脸,因此这一仗原打算独得其功,不想曾国藩派了鲍超过来会剿,即便打赢了,功劳也得分给湘军一半。这个脸只能露半边,算怎么回事?
于是。为自己计,“为爵帅计”,刘铭传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霆、铭两军会师钟祥,霆军进驻臼口,铭军进驻下洋港,隔一条尹隆河,同对岸的捻军鼎足而三。
两军约定了第二天辰时即早上八点钟夹击捻匪,刘铭传却下令,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出发,“等我们将捻子打垮了。叫鲍春霆看看。铭军、霆军。究竟谁厉害一些?”
这样一来,原先的布置就完全打乱,结果铭军中最弱的刘成藻部刚刚好对上了捻军中最强的任柱部,任柱部全是马队。极为强悍,刘成藻部甫一接触,便支撑不住,刘成藻一败退,牵一发动全身,最终整个铭军都乱了。
刘铭传的中军陷入重围,自知无法逃生,他长叹一声,索性摘了大帽子。下马,盘膝坐地待擒。
就在这时,霆军到了。
“翎顶辉煌”的霆军犹如怒涛卷地而来,捻军看了,先就生了怯意;霆军枪、炮交轰。继之呐喊冲锋,捻军阵脚已乱。溃散的铭军见来了援军,士气复振,内外夹攻,捻军终于支持不住,向北败逃而去。
这一仗官军先败后胜,虽未能将这支捻子聚而歼之,但总算将其赶出湖北,驱入开始坚壁清野的河南,勉强算是完成了战略任务。
刘铭传私心作祟,求荣反辱,性命脸面全是他最不服气的鲍超所救,但他不但不感激,反而妒恨交加,无可自抑,竟然做出了中山狼之举。
刘铭传的“报捷折子”,先说两军“相约黎明击贼”,而非事实的“辰时”,这下子变成铭军按时发兵,霆军延迟行动了。
再说铭军被迫独进,“先获小胜,忽后路惊传有贼,队伍骚动,实不知霆军也!”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,霆军不但迟到,还惊扰了准时进军的友军,而铭军因为这个误会,抽调部队,还保后路的辎重,以致阵线有了缺口,“贼橐暇来扑,以致挫败”。
总之,铭军失利,全是霆军责任。
最后,铭军“全力支撑,会和霆军迎击,遂获全胜”。
这份颠倒黑白的折子报到钦差大臣行辕,李鸿章转奏的时候,继续弄鬼,贬鲍扬刘,以致到了朝廷那儿,已经完全变成鲍超误期,几乎陷全军于不测之地,全靠刘铭传坚忍果敢,才力挽狂澜。
朝廷自然以李鸿章的话为准,传旨鲍超,不但没有奖勉,还有“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,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,鲍超更不得辞咎”之语。
鲍超气得旧疾复发,愤激之下,自请解职。霆军上下对刘铭传破口大骂,说他恩将仇报,猪狗不如,纷纷要和铭军算账,铭、霆两军火并之势,一触即发。
朝廷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和局面的严重,一面对鲍超温言嘉勉,一面命曾国藩、李鸿章着意抚慰霆军。
但大错已经铸成,鲍超忧愤成疾,去意已决。霆军军心涣散,虽然没有哗变,但不堪再用了。
受到牵连的,还有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。
本来鲍超最感曾国藩的知遇,对他这位“曾九叔”情谊甚殷,曾国荃就算不向着湘军,也应该据实奏报朝廷;谁知道他企图在自己手上弥合湘、淮矛盾,奏折上用了这么一番说辞:霆、铭两军分头进剿,霆军遇敌较弱,铭军遇敌较强,所以霆军胜,铭军败。
这原是一个“摆平”的意思,但自然被朝廷理解成铭军独当大敌,反从侧面印证了霆军失期的说法,是朝廷会采信李鸿章、刘铭传的重要原因:曾家兄弟总不会故意冤枉湘军的人吧?
曾国荃好心办了坏事,他这个脑子,实在只能打仗,为政一方,不够用了。
于是克复金陵后几起几落的曾国荃,终于“因病辞职”,开缺回湖南老家了。
“湘系”受创甚剧,李鸿章的“淮系”其实也没落什么好。刘铭传贪一时之利,李鸿章为他讳败冒功,虽然朝廷用人之际,皆未予以严遣,但已经给了两宫和议政王一个极恶劣的印象。
李鸿章自己也晓得事情叨登得大发了,锐气大失,不敢再有什么行差踏错,乖乖地按照关卓凡的计划,坚壁清野,将东捻从南向北压,从西向东赶。
恭王对自己的失察极为懊恼,这件事情,或者派员密查,或者再等一等看看情形,都不至于搞成这个局面,偏偏就听信了李鸿章的一面之词了!
暗中多有人对恭王报以冷笑。其中一位,乃是慈禧。
湘、淮内讧,两败俱伤;蚌鹤相争,自有渔翁得利。
这件事情的余波,远未平息,容日后再表。
长崎人对于一年前那支庞大的船队的印象尚清晰如昨,一支更加庞大的船队光临了,或者说,“舰队”。
一年前那支船队,只有两艘军舰护航,这一次,护航的,足足有十艘艋艟巨舰。
有趣的是,其实是同一支船队,只不过,规模整整扩大了一倍。
海风凛冽,码头上的竹内四郎,脸色阴沉。
这一年,日本国内的政局惊涛骇浪。竹内四郎到现在还做着他的长崎奉行,但能做到什么时候,他自己也不晓得。
作为长崎的主官,也同时受更高层级的指派,他过来迎接再次“过路”的大清国钦使。
目视所及,这支前所未见的船队铺满了整个海面,日方派出的送水、送煤、送各种补给的较小的船只,往来络绎不绝。
竹内四郎粗重地吐了口气,以此平衡震撼和不安的心情。
这支“舰队”,如果怀有异心,是可以“灭国”的。至少,把长崎所在的佐贺藩灭了不成问题。
这一次,大清国的钦使倒没有下船去哪儿逛一逛的意思,竹内四郎得在这儿等船上的通知,然后和他的同伴一起上船,去会见这位威名越过大洋、经已传到了日本四岛的中国公爵兼美国中将。
关卓凡要见的第一位客人,不是这个竹内四郎,而是之前专程从北京赶到长崎等候、专责传旨的钦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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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军这边,自然是刘铭传主攻;湘军那边,已经裁撤了大半,曾国藩派了湘军硕果仅存的鲍超部前来会剿。
鲍超此人,目不识丁,屡屡在文墨上闹笑话,但他忠厚豪迈,先后见知于胡林翼、曾国藩,鲍超感念恩遇,打起仗来,身先士卒,不避疾矢。
鲍超号春霆,他的部队,称为“霆军”。霆军每次出战,官在前,兵在后,鲍超自己,红顶子,花翎,黄马褂,朝珠,好像上朝一般,其余将领,也无不翎顶辉煌。这般列于阵前,自然生出一份特别的气势。
长毛与官军对阵,见了一班“朝服”,往往骇呼:“霆军来了!”就此崩溃逃窜。
但刘铭传对鲍超,却是有心结的。
这个心结,并非鲍超得罪过刘铭传,而是刘铭传自以身为淮军的第一员大将,对他目为湘军的第一员大将鲍超,天生有一份别苗头的心思。
对鲍超目不识丁,却有偌大勋名,尤其不服气。
刘铭传这个人,才具是有的,但心胸太窄,利害计较得太过,不然上海战役的时候,也不会在撤出青浦时不通知轩军,以致青浦沦陷,福瑞斯特被俘。他自己也被李鸿章打了军棍,“负荆请罪”,发给关卓凡处置。
另外,他也知道李鸿章的心思,希望能够在朝廷面前大大露一次脸,因此这一仗原打算独得其功,不想曾国藩派了鲍超过来会剿,即便打赢了,功劳也得分给湘军一半。这个脸只能露半边,算怎么回事?
于是。为自己计,“为爵帅计”,刘铭传的老毛病又犯了。
霆、铭两军会师钟祥,霆军进驻臼口,铭军进驻下洋港,隔一条尹隆河,同对岸的捻军鼎足而三。
两军约定了第二天辰时即早上八点钟夹击捻匪,刘铭传却下令,铭军提前一个时辰出发,“等我们将捻子打垮了。叫鲍春霆看看。铭军、霆军。究竟谁厉害一些?”
这样一来,原先的布置就完全打乱,结果铭军中最弱的刘成藻部刚刚好对上了捻军中最强的任柱部,任柱部全是马队。极为强悍,刘成藻部甫一接触,便支撑不住,刘成藻一败退,牵一发动全身,最终整个铭军都乱了。
刘铭传的中军陷入重围,自知无法逃生,他长叹一声,索性摘了大帽子。下马,盘膝坐地待擒。
就在这时,霆军到了。
“翎顶辉煌”的霆军犹如怒涛卷地而来,捻军看了,先就生了怯意;霆军枪、炮交轰。继之呐喊冲锋,捻军阵脚已乱。溃散的铭军见来了援军,士气复振,内外夹攻,捻军终于支持不住,向北败逃而去。
这一仗官军先败后胜,虽未能将这支捻子聚而歼之,但总算将其赶出湖北,驱入开始坚壁清野的河南,勉强算是完成了战略任务。
刘铭传私心作祟,求荣反辱,性命脸面全是他最不服气的鲍超所救,但他不但不感激,反而妒恨交加,无可自抑,竟然做出了中山狼之举。
刘铭传的“报捷折子”,先说两军“相约黎明击贼”,而非事实的“辰时”,这下子变成铭军按时发兵,霆军延迟行动了。
再说铭军被迫独进,“先获小胜,忽后路惊传有贼,队伍骚动,实不知霆军也!”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,霆军不但迟到,还惊扰了准时进军的友军,而铭军因为这个误会,抽调部队,还保后路的辎重,以致阵线有了缺口,“贼橐暇来扑,以致挫败”。
总之,铭军失利,全是霆军责任。
最后,铭军“全力支撑,会和霆军迎击,遂获全胜”。
这份颠倒黑白的折子报到钦差大臣行辕,李鸿章转奏的时候,继续弄鬼,贬鲍扬刘,以致到了朝廷那儿,已经完全变成鲍超误期,几乎陷全军于不测之地,全靠刘铭传坚忍果敢,才力挽狂澜。
朝廷自然以李鸿章的话为准,传旨鲍超,不但没有奖勉,还有“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,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,鲍超更不得辞咎”之语。
鲍超气得旧疾复发,愤激之下,自请解职。霆军上下对刘铭传破口大骂,说他恩将仇报,猪狗不如,纷纷要和铭军算账,铭、霆两军火并之势,一触即发。
朝廷终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和局面的严重,一面对鲍超温言嘉勉,一面命曾国藩、李鸿章着意抚慰霆军。
但大错已经铸成,鲍超忧愤成疾,去意已决。霆军军心涣散,虽然没有哗变,但不堪再用了。
受到牵连的,还有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。
本来鲍超最感曾国藩的知遇,对他这位“曾九叔”情谊甚殷,曾国荃就算不向着湘军,也应该据实奏报朝廷;谁知道他企图在自己手上弥合湘、淮矛盾,奏折上用了这么一番说辞:霆、铭两军分头进剿,霆军遇敌较弱,铭军遇敌较强,所以霆军胜,铭军败。
这原是一个“摆平”的意思,但自然被朝廷理解成铭军独当大敌,反从侧面印证了霆军失期的说法,是朝廷会采信李鸿章、刘铭传的重要原因:曾家兄弟总不会故意冤枉湘军的人吧?
曾国荃好心办了坏事,他这个脑子,实在只能打仗,为政一方,不够用了。
于是克复金陵后几起几落的曾国荃,终于“因病辞职”,开缺回湖南老家了。
“湘系”受创甚剧,李鸿章的“淮系”其实也没落什么好。刘铭传贪一时之利,李鸿章为他讳败冒功,虽然朝廷用人之际,皆未予以严遣,但已经给了两宫和议政王一个极恶劣的印象。
李鸿章自己也晓得事情叨登得大发了,锐气大失,不敢再有什么行差踏错,乖乖地按照关卓凡的计划,坚壁清野,将东捻从南向北压,从西向东赶。
恭王对自己的失察极为懊恼,这件事情,或者派员密查,或者再等一等看看情形,都不至于搞成这个局面,偏偏就听信了李鸿章的一面之词了!
暗中多有人对恭王报以冷笑。其中一位,乃是慈禧。
湘、淮内讧,两败俱伤;蚌鹤相争,自有渔翁得利。
这件事情的余波,远未平息,容日后再表。
长崎人对于一年前那支庞大的船队的印象尚清晰如昨,一支更加庞大的船队光临了,或者说,“舰队”。
一年前那支船队,只有两艘军舰护航,这一次,护航的,足足有十艘艋艟巨舰。
有趣的是,其实是同一支船队,只不过,规模整整扩大了一倍。
海风凛冽,码头上的竹内四郎,脸色阴沉。
这一年,日本国内的政局惊涛骇浪。竹内四郎到现在还做着他的长崎奉行,但能做到什么时候,他自己也不晓得。
作为长崎的主官,也同时受更高层级的指派,他过来迎接再次“过路”的大清国钦使。
目视所及,这支前所未见的船队铺满了整个海面,日方派出的送水、送煤、送各种补给的较小的船只,往来络绎不绝。
竹内四郎粗重地吐了口气,以此平衡震撼和不安的心情。
这支“舰队”,如果怀有异心,是可以“灭国”的。至少,把长崎所在的佐贺藩灭了不成问题。
这一次,大清国的钦使倒没有下船去哪儿逛一逛的意思,竹内四郎得在这儿等船上的通知,然后和他的同伴一起上船,去会见这位威名越过大洋、经已传到了日本四岛的中国公爵兼美国中将。
关卓凡要见的第一位客人,不是这个竹内四郎,而是之前专程从北京赶到长崎等候、专责传旨的钦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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