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二八章 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
“啊!”曾国藩轻轻的惊叹了一声,“二跪、六叩?”
微微一顿,“我明白了——不着朝服,就不能行叩拜礼!”
赵烈文点头:“不错!”
曾国藩沉吟了一下,“圣祖仁皇帝祭明太祖,行的是三跪九叩礼——这个不好比拟,不去说他了——”
顿了一顿,“圣祖仁皇帝祭大成至圣文宣先师,我记得,太常寺原先拟定的仪注,是圣祖仁皇帝行二跪六叩之礼,不用乐;圣祖仁皇帝则坚持,尊祀先师,应行三跪九叩礼,用乐——”
再顿一顿,“于是——嗯,‘上乘舆入城,诣先师庙,至奎文阁前,降辇入斋,少憩,即步行升殿,跪读祝文,行三献礼,三跪九叩头’——惠甫,不晓得我记得对不对?”
“爵相博闻强记,”赵烈文说道,“学生佩服之至!”
略略一顿,“一字不差!——这是孔东塘《出山异数记》里的话,彼时,衍圣公率孔、颜、曾、孟、仲五氏翰林院五经博士及族人、曲阜官绅耆老侍驾陪祭,孔东塘厕身其间,祭礼之前前后后,皆所亲睹。”
孔东塘,即孔尚任,号东塘。
“祭孔、祭岳,”曾国藩说道,“虽然行礼人、受礼人的身份,都不相同,不过,勉强可以比拟——”
顿了顿,“是次祭岳的仪注,隐约可以比拟祭孔了!”
“确实如此!”
辅政王的身份,自然比不得皇帝,不过,他“位在诸王之上”,是事实上的摄政,某种意义上,说是“假皇帝”,亦无不可,因此,虽然轩王、鄂王都是“一字王”,但究其竟,辅政王的地位,还是高过宋岳鄂王的。
另一方面,岳飞的身份,比不得孔子——孔子是万世师表,皇帝在他面前,亦要执弟子礼,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体系中,孔子已经跳出了“人臣”的范畴;岳飞呢,不管后人如何尊崇,无论如何,到底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臣子。
因此,辅政王对宋岳鄂王行二跪六叩礼,那确实是尊崇备至,如曾国藩所言——“帝王之礼”了。
“礼成之后,”赵烈文继续说道,“轩邸宣示,将大修岳庙,踵事增华,还要铸一尊岳武穆的铜像——大约一丈又半的样子吧!”
“哟!这……可足有三个人高了!”
“还不止——”赵烈文说道,“加上底座,至少四个人高了!”
顿了顿,“而且,瞧轩邸那个意思,这位岳武穆,大约还是骑在马上的——或扬鞭,或执枪。”
“跃马扬鞭?”曾国藩微微讶异,“有趣!这可是……前所未有啊!”
“或者挺枪跃马!”赵烈文笑道,“确实是前所未有!这一类的塑像,要么端坐,要么恭立,哪儿有这么……逸兴遄飞的?
“不过,如此高大的一尊塑像,摆在哪里呢?”
“自然是摆在忠烈祠的庭院里,”赵烈文说道,“忠烈祠里头,可是摆不下!”
顿了顿,“到时候,进了大门,一转过照壁,嘿,岳武穆跃马扬鞭、迎面而来了!”
“忠烈祠里头,”曾国藩说道,“应该有岳鄂王的神像吧?”
“有啊!不过,大约就是对那尊神像不满意,轩邸才要‘另起炉灶’的!”
曾国藩奇道,“哪里不满意呢?”
“轩邸说了,”赵烈文说道,“岳武穆壮怀激烈,忠烈祠里的那位,笑咪咪的,左看右看,看不出一点儿‘激烈’的意思啊!”
微微一顿,“当然,原话不是这么说的,不过,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了。”
“那是,”曾国藩微笑说道,“这一类的塑像,都是恭敬肃穆的,哪儿有——哎,轩邸的想头,还真是……矫矫不群啊!”
“不过,”赵烈文笑了笑,“忠烈祠里的那位,可是头戴旒冕的,如果‘跃马扬鞭’,这个旒冕,戴还是不戴呢?若是‘挺枪跃马’,就更不必说了——那得顶盔掼甲呀!”
曾国藩也笑了笑,“我倒是挺想看一看‘挺枪跃马’的岳武穆是什么样子呢!”
顿了顿,用感叹的语气说道,“这番大修之后,岳庙的气象,一定是大不同了!有生之年,一定要找个机会,去拜谒一番!”
“其实,”赵烈文说道,“本朝也曾经多次重修岳庙——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的祭典,这些事情,我还真不大晓得呢!”
“哦?”
赵烈文扳着手指头:
“顺治八年,巡抚都御史范承谟重修。”
“康熙二十一年,两淮转运使罗文瑜重修。”
“康熙三十一年,杭州知府李铎重修,复建启忠祠,祀岳武穆父母;复建两庑,肖张宗本、牛伯远像配祀。”
“康熙四十七年,浙江总督范时崇重修。”
“雍正九年,浙江总督李卫重修,于庙门前重建石牌坊,额曰‘碧血丹心’。”
“嘉庆六年,浙江巡抚阮元重修,大门额曰‘岳王庙’。”
“最近的一次,是同治三年,浙江布政使蒋益沣重修。”
“以上,都勒石记载的。”
“康熙年间,”曾国藩沉吟说道,“拢共修了三次——算是很频繁的了。”
“明清之际,”赵烈文说道,“战火频仍,岳庙毁损的很厉害,半次一次的,也修不完——目下岳庙的格局,基本上是康熙年间这三次大修定下来的。”
顿了顿,“还有,那个时候,岳武穆还呆在武庙里——还是‘武圣’呢!”
“要是我没记错的话,”曾国藩说道,“岳武穆是雍正四年移出武庙的吧?”
“对,雍正四年,世宗宪皇帝将岳武穆请出武庙,独尊关壮缪!”
“五年之后,”曾国藩沉吟,“即再次重修岳庙,这——”
赵烈文一笑,“算是有所‘补偿’吧!”
顿了顿,“爵相,我有几句题外话——”
“惠甫,你我之间,没有什么‘题外’、‘题内’之分。”
赵烈文不由感动,“是!”
顿了顿,“我以为,世宗宪皇帝做事情的魄力,本朝诸圣,堪称第一;不过,论及心胸,实在不算如何宽阔,既不及圣祖仁皇帝,也比不上高宗纯皇帝——”
“天聪九年,太宗文皇帝改‘诸申’为‘满洲’,次年,改国号‘金’为‘清’,即意味着,本朝和完颜氏的‘金’,已毫无关系;入关之后,列圣相承,一再示天下本朝得国最正——本朝承继的,乃是华夏正朔!世宗宪皇帝此举,岂非……此地无银三百两?”
“诸申”,即满语之“女真”。
曾国藩微微颔首。
“其实,”赵烈文说道,“高宗纯皇帝对于乃父的作为,颇不以为然,可是,又不好将岳武穆重新请回武庙——如是,世宗宪皇帝的脸面,可就不好看了!”
“于是,对岳武穆,另辟蹊径,加以褒扬。”
“乾隆年间,岳庙虽未重修,但高宗纯皇帝其实是本朝诸帝对岳武穆评价最高的一个,数谒岳庙,做《岳武穆论》,称其‘文武兼备、仁智并施、精忠无贰,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!’”
“又,‘知有君而不知有身,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’,‘天下后世仰望风烈,实可与日月争光矣!’”
“还有,”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,“高宗纯皇帝大约也是骂宋高宗骂的最狠的一位了吧?”
“正是!”赵烈文一拍大腿,“爵相说的,一定是高宗纯皇帝的《读宗泽忠简集》吧?那篇文章,骂起宋高宗来,简直叫狗血临头了!”
宗泽,谥“忠简”。
“是,”曾国藩点了点头,“正是《读宗泽忠简集》。”
赵烈文神采飞扬,“岳庙里头,就有这篇《读宗泽忠简集》!”
顿了顿,“这篇文章,其实是高宗纯皇帝的旧作,倒不是谒岳庙有感而发的,谒岳庙的时候,高宗纯皇帝自道,‘临幸西湖,为高宗昔日流连晏安而忘恢复之所故,手书一通,泐石湖上,以为万古君人者之鉴’——”
“不过,虽非专为岳武穆而作,摆在岳庙里,却是再合适不过了!”
“嗯,‘偶阅宗泽《忠简集》,爱其乞回銮诸疏,不忍释手,既终卷,乃知章凡二十四上,而高宗漠然也。夫南渡去今,乃六百余年,读其疏者,未尝不嘉其血诚,赏其卓识,叹其孤忠,欲为堕泪。’”
“‘而彼时为之君者,听宵小深入之言,怀优游苟安之计,屏之而弗顾,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!’”
“‘以致捐中原,弃赤子,谬曰:我终能延赵氏一脉于馀杭。呜呼!人而至此,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,而天良丧尽者矣!’”
“斥宋高宗‘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’、‘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,而天良丧尽者矣’——嘿嘿,‘狗血淋头’四字,已不足喻了!”
“‘则兴复之举固未易,言也曰然,复仇其要也,兴复其次也,不共戴天不反兵,高宗于此盖两兼之矣,徒跣以从,不顾一己之成败利钝可也,而居临安玩湖山,称侄于仇,以徒得归葬之骸骨,是诚何人哉!’”
“翻来覆去一句话:宋高宗‘不是人’!”
“哈哈哈!”
“想说这种话的人,未必只高宗纯皇帝一位,可是,囿于君臣之别,不大好开口,高宗纯皇帝就没有这些忌讳了!”
“这番痛快淋漓,勒石于岳庙,岳武穆地下有知,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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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微一顿,“我明白了——不着朝服,就不能行叩拜礼!”
赵烈文点头:“不错!”
曾国藩沉吟了一下,“圣祖仁皇帝祭明太祖,行的是三跪九叩礼——这个不好比拟,不去说他了——”
顿了一顿,“圣祖仁皇帝祭大成至圣文宣先师,我记得,太常寺原先拟定的仪注,是圣祖仁皇帝行二跪六叩之礼,不用乐;圣祖仁皇帝则坚持,尊祀先师,应行三跪九叩礼,用乐——”
再顿一顿,“于是——嗯,‘上乘舆入城,诣先师庙,至奎文阁前,降辇入斋,少憩,即步行升殿,跪读祝文,行三献礼,三跪九叩头’——惠甫,不晓得我记得对不对?”
“爵相博闻强记,”赵烈文说道,“学生佩服之至!”
略略一顿,“一字不差!——这是孔东塘《出山异数记》里的话,彼时,衍圣公率孔、颜、曾、孟、仲五氏翰林院五经博士及族人、曲阜官绅耆老侍驾陪祭,孔东塘厕身其间,祭礼之前前后后,皆所亲睹。”
孔东塘,即孔尚任,号东塘。
“祭孔、祭岳,”曾国藩说道,“虽然行礼人、受礼人的身份,都不相同,不过,勉强可以比拟——”
顿了顿,“是次祭岳的仪注,隐约可以比拟祭孔了!”
“确实如此!”
辅政王的身份,自然比不得皇帝,不过,他“位在诸王之上”,是事实上的摄政,某种意义上,说是“假皇帝”,亦无不可,因此,虽然轩王、鄂王都是“一字王”,但究其竟,辅政王的地位,还是高过宋岳鄂王的。
另一方面,岳飞的身份,比不得孔子——孔子是万世师表,皇帝在他面前,亦要执弟子礼,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体系中,孔子已经跳出了“人臣”的范畴;岳飞呢,不管后人如何尊崇,无论如何,到底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臣子。
因此,辅政王对宋岳鄂王行二跪六叩礼,那确实是尊崇备至,如曾国藩所言——“帝王之礼”了。
“礼成之后,”赵烈文继续说道,“轩邸宣示,将大修岳庙,踵事增华,还要铸一尊岳武穆的铜像——大约一丈又半的样子吧!”
“哟!这……可足有三个人高了!”
“还不止——”赵烈文说道,“加上底座,至少四个人高了!”
顿了顿,“而且,瞧轩邸那个意思,这位岳武穆,大约还是骑在马上的——或扬鞭,或执枪。”
“跃马扬鞭?”曾国藩微微讶异,“有趣!这可是……前所未有啊!”
“或者挺枪跃马!”赵烈文笑道,“确实是前所未有!这一类的塑像,要么端坐,要么恭立,哪儿有这么……逸兴遄飞的?
“不过,如此高大的一尊塑像,摆在哪里呢?”
“自然是摆在忠烈祠的庭院里,”赵烈文说道,“忠烈祠里头,可是摆不下!”
顿了顿,“到时候,进了大门,一转过照壁,嘿,岳武穆跃马扬鞭、迎面而来了!”
“忠烈祠里头,”曾国藩说道,“应该有岳鄂王的神像吧?”
“有啊!不过,大约就是对那尊神像不满意,轩邸才要‘另起炉灶’的!”
曾国藩奇道,“哪里不满意呢?”
“轩邸说了,”赵烈文说道,“岳武穆壮怀激烈,忠烈祠里的那位,笑咪咪的,左看右看,看不出一点儿‘激烈’的意思啊!”
微微一顿,“当然,原话不是这么说的,不过,大致就是这个意思了。”
“那是,”曾国藩微笑说道,“这一类的塑像,都是恭敬肃穆的,哪儿有——哎,轩邸的想头,还真是……矫矫不群啊!”
“不过,”赵烈文笑了笑,“忠烈祠里的那位,可是头戴旒冕的,如果‘跃马扬鞭’,这个旒冕,戴还是不戴呢?若是‘挺枪跃马’,就更不必说了——那得顶盔掼甲呀!”
曾国藩也笑了笑,“我倒是挺想看一看‘挺枪跃马’的岳武穆是什么样子呢!”
顿了顿,用感叹的语气说道,“这番大修之后,岳庙的气象,一定是大不同了!有生之年,一定要找个机会,去拜谒一番!”
“其实,”赵烈文说道,“本朝也曾经多次重修岳庙——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的祭典,这些事情,我还真不大晓得呢!”
“哦?”
赵烈文扳着手指头:
“顺治八年,巡抚都御史范承谟重修。”
“康熙二十一年,两淮转运使罗文瑜重修。”
“康熙三十一年,杭州知府李铎重修,复建启忠祠,祀岳武穆父母;复建两庑,肖张宗本、牛伯远像配祀。”
“康熙四十七年,浙江总督范时崇重修。”
“雍正九年,浙江总督李卫重修,于庙门前重建石牌坊,额曰‘碧血丹心’。”
“嘉庆六年,浙江巡抚阮元重修,大门额曰‘岳王庙’。”
“最近的一次,是同治三年,浙江布政使蒋益沣重修。”
“以上,都勒石记载的。”
“康熙年间,”曾国藩沉吟说道,“拢共修了三次——算是很频繁的了。”
“明清之际,”赵烈文说道,“战火频仍,岳庙毁损的很厉害,半次一次的,也修不完——目下岳庙的格局,基本上是康熙年间这三次大修定下来的。”
顿了顿,“还有,那个时候,岳武穆还呆在武庙里——还是‘武圣’呢!”
“要是我没记错的话,”曾国藩说道,“岳武穆是雍正四年移出武庙的吧?”
“对,雍正四年,世宗宪皇帝将岳武穆请出武庙,独尊关壮缪!”
“五年之后,”曾国藩沉吟,“即再次重修岳庙,这——”
赵烈文一笑,“算是有所‘补偿’吧!”
顿了顿,“爵相,我有几句题外话——”
“惠甫,你我之间,没有什么‘题外’、‘题内’之分。”
赵烈文不由感动,“是!”
顿了顿,“我以为,世宗宪皇帝做事情的魄力,本朝诸圣,堪称第一;不过,论及心胸,实在不算如何宽阔,既不及圣祖仁皇帝,也比不上高宗纯皇帝——”
“天聪九年,太宗文皇帝改‘诸申’为‘满洲’,次年,改国号‘金’为‘清’,即意味着,本朝和完颜氏的‘金’,已毫无关系;入关之后,列圣相承,一再示天下本朝得国最正——本朝承继的,乃是华夏正朔!世宗宪皇帝此举,岂非……此地无银三百两?”
“诸申”,即满语之“女真”。
曾国藩微微颔首。
“其实,”赵烈文说道,“高宗纯皇帝对于乃父的作为,颇不以为然,可是,又不好将岳武穆重新请回武庙——如是,世宗宪皇帝的脸面,可就不好看了!”
“于是,对岳武穆,另辟蹊径,加以褒扬。”
“乾隆年间,岳庙虽未重修,但高宗纯皇帝其实是本朝诸帝对岳武穆评价最高的一个,数谒岳庙,做《岳武穆论》,称其‘文武兼备、仁智并施、精忠无贰,则虽古名将亦有所未逮焉!’”
“又,‘知有君而不知有身,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’,‘天下后世仰望风烈,实可与日月争光矣!’”
“还有,”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,“高宗纯皇帝大约也是骂宋高宗骂的最狠的一位了吧?”
“正是!”赵烈文一拍大腿,“爵相说的,一定是高宗纯皇帝的《读宗泽忠简集》吧?那篇文章,骂起宋高宗来,简直叫狗血临头了!”
宗泽,谥“忠简”。
“是,”曾国藩点了点头,“正是《读宗泽忠简集》。”
赵烈文神采飞扬,“岳庙里头,就有这篇《读宗泽忠简集》!”
顿了顿,“这篇文章,其实是高宗纯皇帝的旧作,倒不是谒岳庙有感而发的,谒岳庙的时候,高宗纯皇帝自道,‘临幸西湖,为高宗昔日流连晏安而忘恢复之所故,手书一通,泐石湖上,以为万古君人者之鉴’——”
“不过,虽非专为岳武穆而作,摆在岳庙里,却是再合适不过了!”
“嗯,‘偶阅宗泽《忠简集》,爱其乞回銮诸疏,不忍释手,既终卷,乃知章凡二十四上,而高宗漠然也。夫南渡去今,乃六百余年,读其疏者,未尝不嘉其血诚,赏其卓识,叹其孤忠,欲为堕泪。’”
“‘而彼时为之君者,听宵小深入之言,怀优游苟安之计,屏之而弗顾,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!’”
“‘以致捐中原,弃赤子,谬曰:我终能延赵氏一脉于馀杭。呜呼!人而至此,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,而天良丧尽者矣!’”
“斥宋高宗‘是尚得为有人心者哉’、‘是诚不知有五伦之事,而天良丧尽者矣’——嘿嘿,‘狗血淋头’四字,已不足喻了!”
“‘则兴复之举固未易,言也曰然,复仇其要也,兴复其次也,不共戴天不反兵,高宗于此盖两兼之矣,徒跣以从,不顾一己之成败利钝可也,而居临安玩湖山,称侄于仇,以徒得归葬之骸骨,是诚何人哉!’”
“翻来覆去一句话:宋高宗‘不是人’!”
“哈哈哈!”
“想说这种话的人,未必只高宗纯皇帝一位,可是,囿于君臣之别,不大好开口,高宗纯皇帝就没有这些忌讳了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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